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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世后，中國公司將發生三種變化：
競爭更激烈、老板的挑戰更大、更高的淘汰率和更高的成長性
文/周其仁
至少兩年之前，中美兩國政府就中國加入世貿達成協定之際，“入世”就成為大勢所趨。我和許多人一樣，以為剩下的只是時間問題了。不料人算不如天算，“時間問題”居然也問題了兩年。在將入未入的懸念下，研討WTO的潮流應運而生，涉及世貿協定的講演、論壇、討論和培訓，在一些地方幾乎無日不有。
我可不是什么“WTO專家”。只是因為前幾年的一部分研究工作涉及電信產業的壟斷、管制與市場開放，總有機會被人問到世貿協議的影響。我的印象里，不少“問題”——什么狼來啦之類——是不需要回答的。有人要發揮一下情緒，“討論”就免了吧。我也遇到過一些好的問題。有人問：我們的政府究竟與別人簽了什么條款？——那時雙邊和多邊協議都沒有政府公布的中文版本，只有聲稱在談判中占了便宜的美國政府公布的英文文本。有人問：政府間協定與市場風險究竟是什么關系？有人問：我們究竟有什么機會？
沒有例外，問題問得“實”的，不是企業老總，就是老總派來的能員干將。我知道，這是“存在決定的問題”了。古人詩云“春江水暖鴨先知”，那是錯不了的。要是秋江水冷呢？當然也是鴨先知。《中國企業家》此次隆重其事，要做“世貿協定后中國企業重新估值”的文章，想必是依仗了搏擊市場潮流的企業家們對水溫、水勢變化的感知，多少有把握賭一把關于未來的判斷吧。
估值未來的困難
判斷未來會遇到一些根本性的困難。在經濟增長的環境面臨重大變化的條件下，很難找到什么事情比預言未來還要危險。“不幸”的是，中國入世恰恰有可能——只是有可能——成為一場世紀大變局的開端。在這樣一個歷史關口，非要拿估值未來這件事情下注，怎么不是險上加險？
讓我指出與世貿協定有關估值的兩項主要困難。第一，世貿協議作為政府間協定，決定的是一些新的游戲規則；而要從游戲規則的變化來推斷未來商場公司競爭的勝負，中間至少還隔著兩個重要的環節：(1)各方對手對于新規則的適應和調整的能力和潛力；(2)在新規則下還有哪些過去未上場的對手將要上場。所以，直接由規則改變來推測比賽結局，困難重重。這好比問，倘若籃球架統統升高一米、足球場一律擴大一倍，你“估計”世界籃球、足球比賽的排名將會有什么樣的變動？
第二，已經簽定的協議是一回事，怎樣執行是另外一回事。我曾經當面聽政府的一位貿易談判代表對國內的一些行業“做工作”：黨章關于黨員的標準還不是很嚴格，但是已經入黨的也做不到時時處處符合標準嘛！我理解他的苦衷，因為當時離開大使館被炸事件不久，中國要不要入世重新成為問題，談判代表的壓力可想而知。更重要的是，他講的是實情，任何字面協議無論寫得多么清楚，執行起來在細節方面總還留有余地。英諺早就說的精彩：魔鬼向來喜歡躲在細節當中。
沒有哪一位專家指出，為什么世貿協議要由各國政府來簽定，而不是由各國的公司來簽。我的看法，世貿協定限制的是各國政府干預市場的行政權力，要是由公司來簽，那還不成了公司叫板政府的造反綱領？政府來簽定約束各自行政權力的協定，本身就承諾政府要加以執行的。倘若政府簽署了協定而不執行，“國際形象”就沒有了。這在開放的環境里，是一個不小的壓力。但是，中國實在是一個大國，大國的政府本身就是一個“復雜系統”：有中央政府、中央政府各部門、各級地方政府、地方政府各部門以及數之不盡的“半政府”。方方面面硬是要搭“政府聲譽”的“便車”，怎么辦？
根據我國的情況，我認為比較可靠的判斷是，因為中央政府的開放方針明確而堅決，中國走向全面履行世貿協議的大勢不可阻擋。但是，由此認定凡是字面上寫下的就一定會在960萬平方公里的國土范圍全面被執行，就未免天真得離譜了。麻煩在于，我的這個“但是”，對于我們要估計世貿對公司的影響至關重大。因為就我所知，沒有任何一家中國公司是籠統地“生活在中國”的。他們都生活在中國之內的一個個“小環境”里。在那里，究竟什么因素——履約、“對付”、還是背道而馳——居于主導地位，變數可就太多了。說天上地下可能夸大其詞，但是南轅北轍，則是完全可能的。
把上述兩項困難加以合并，我知道要重新估計入世以后企業的“未來價值將發生怎樣的變化”，殊為不易。退而求其次吧，我只能對入世之后中國公司可能的狀況提供如下三點粗略的判斷。容我交代一下，“粗略估計”的本事是從張五常先生那里學來的，無非是要以“粗略的對”，來避免“精確的錯”。
競爭激烈更上層樓
第一項粗略的判斷，是入世之后國內市場競爭的激烈程度將更上層樓。對于這項估計，大家一般都是同意的。改革開放二十年，任何產業只要開放市場，基于價格和產品服務品質的競爭就一定比較激烈。市場中人都知道，要在開放的市場上靠創新、實力和策略成功地建立遏制對手進入的壁壘，從而在競爭中獲取某種市場壟斷地位，談何容易。入世之后，將開放許多新的原先行政壟斷的產業，市場機會增加；但是國際大公司可以長趨直入，市場競爭對手也增加。合并起來，未來的市場競爭更趨激烈應該不會大錯。
但是，我們還是可能把未來競爭的激烈程度低估了。以許多早就開放的產業為例，好幾位老總說，我們不怕，因為早就經歷了國際對手競爭的洗禮。不怕是對的，已經經受市場洗禮也是對的，因為對于已經市場開放的行業，中國公司早就在市場上“見識”過國際一流的對手。這與入世后才剛剛開放的產業部門相比，的確不可同日而語。
但是我以為他們還是看漏了一點：入世前后，國際公司進入中國市場的“戰略后勤”條件將大有不同。什么叫“戰略后勤”？那就是公司進入特定產品(服務)市場競爭的金融支持、信息支持和物流支持。軍事專家講，現代戰爭百分之七十是打后勤。現代的商戰，何嘗不是如此！入世之前，中國的開放基本本著先易后難的原則，相繼開放的基本還限于制造業，而政府依然控制著金融、通信、資訊、大批發和物流等國民經濟的“命脈”。在那樣的條件下，國際知名公司參與中國的市場競爭，其“戰略后勤”只好放在境外，打起仗來未免不那么順手。
入世以后，中國政府當然還是控制著自己的國民經濟命脈。但是有一個重大轉變，就是變不開放為“控制下開放”。在新的條件下，國際大公司的“戰略后勤”一定會“前移”，甚至和中國本土的金融服務、通信和資訊服務、物流和營銷網絡服務交融一片。那樣的話，其競爭能力將大有不同。這一點，中國的老總們要好生記得。你拿起一本世貿協定，光看本行業的開放條款是遠遠不夠的。你要翻閱全部條款，用“戰略后勤”的概念重新估計風險和機會，也重新估計對手和你自己。
老總的麻煩比較大
我的第二個粗略判斷是，入世以后，老板的麻煩要比公司員工、以及所有后備員工來得大。是的，這是一個幾家歡樂幾家愁的時代。消費者增加了真實購買力和選擇，歡迎中國入世是顯然的。由于每個人都是消費者，所以那些關于入世有違民意——其實是有違特權既得利益集團利益——的胡說，向來不值得認真駁斥。從供應方面來看，因為市場競爭將更上層樓，大家要“緊張”起來也是很自然的事情。但是比較起來，我認為老板們面臨的麻煩比起其他人來，要大得不可以道里計。
這個認識與許多人的不一樣。據說有專家系統“計量”出一個驚人的結果：入世后中國將增加失業人數千萬人！如果這樣的“科學”使我們的老板們感到安慰——畢竟在失業增加的同時也會增加“提供就業機會的”老板們的“分量”——那么他們一定要上當。我認為，入世后可能大大增加的，不是失業，而是“轉業”。一字之差，當老總的可要辛苦啦。
容我略作點說明吧。跨國公司來到東道國，形勢所迫，早晚要完成“本土化”，這是普遍被經驗證明的了。我曾經見過一批臺灣商界精英，個個都是炎黃子孫，國語都講得很標準，但是拿出名片來，一多半是國際公司的。大陸這里何嘗不是這樣？去年我到鄭州為河南移動講課，提到諾基亞幾句，大家笑了，原來諾基亞公司的幾位也在座。交談下來，知道她們很專業、也很敬業。不過，她們沒有一個是從芬蘭派來的，全部是中國人。
是的，國際公司用人的本土化，比人們想象的速度要快！除了到北大、清華這些高校招聘新血，他們最熱衷的，就是到中國公司來“挖角”。形勢很清楚，舉凡中國本土公司里具有本土市場能力、職業經驗、特別技能的員工，其人力資產的市值在入世以后要大大看漲。“跳槽”縱然不一定蔚然成風，也一定會顯著增加。如果過去若干年來，是傳統的國有機構(包括政府)為民營企業和其他新興企業“培訓”人才，那么今后若干年，為“他人作嫁衣裳”的“人才供應商”將層出不窮。越是好公司，越難以“幸免于難”。
著急的還不是老板？半年前，一家頗有聲名的私人公司在人民大會堂里開會，要求討論“職業經理人對公司的忠誠問題”。原來這位老板先后聘任的幾位“總裁”都“跑”了，有的還特別跑到競爭對手那里去。一時間，專家們紛紛進言，如何使職業經理人“遵守規則”，甚至要立法制裁經理市場里的“不道德行為”。我當時講了一些不入調的話，其中一句是，無論老板們多么不喜歡職業經理的跳槽，這種流動在中國才剛剛開始。入世以后，我怕我的預言不幸要成真。
更高的淘汰率與更快的成長性
觀察表明，我國著名的企業和企業家的“壽命”往往不長。商海競爭當中，各領風騷三、五載的事情多有所在。關于企業和企業家的研究和報道中，如何保護企業家，以及企業家如何好自為之的，是兩個“永恒”的題目。我也認為這兩個題目有意義。但是我認為，我國一般的企業被市場淘汰的比率，還是過低了。可以支持我的判斷的不是什么企業關門的統計數，而是那么多產品和服務質量低下的公司，怎么還都“活著”？別的不說，你看滿大街食物乏善可陳、服務低劣、門可羅雀的飯館，為什么硬是就不關張呢？
比較可靠的解釋是，五花八門的行政保護和市場分割，導致“優難勝、劣不汰”。是的，中國人均收入的增長舉世矚目，但是普通人享受的生活品質，與收入數量的增加不成比例。在這件事實上，我向來以為大有商機。而要拿下這個大商機，成百成千成萬地淘汰劣質公司——首先是淘汰劣質老板，應該是題中應有之意吧。既然世貿協定的鋒芒所指，正是各國政府對市場競爭的干預和保護。那么，哪怕世貿協議只是大致上被執行，我國公司的“死亡率”在入世后一定有所上升。這是我可以拿得出來的第三點粗略估計。
許多人認為，公司開張是好事，關門是壞事。還有許多人認為，公司開開關關的，是一種“浪費”。他們大錯特錯了。我的看法，市場里的公司無論是生是死，紅白喜事，都是喜事。企業開關之間，損失是有的。但是一個市場體制要是不支付及時淘汰劣勢企業的成本，損失就會更大。不妨看看傳統的國有企業，倒是沒有經常性的淘汰“浪費”。結果是——除開歷史上大動干戈的關停并轉不談——“不死的公司”病人膏肓、危如累卵，想“死”也不能利落。我們也不妨看看日本，當年以“終生雇傭制”傲人的日本大公司，現在怎么樣了？
不要以為企業死了，企業里的要素也會跟著“死”。那是沒有的事。實際的情形是，劣勢公司死了，里邊的生產要素就被解放出來，重新回到要素市場上“待價而沽”。是的，損失是必定有的——所有的專用資產要折價清理，而要素被重新組合到新的公司去要花費交易成本。但是，舍不得支付這些代價，哪里會有什么“經濟結構調整”，哪里會有什么“產業升級”，哪里會有中國人隨收入水準的提高而顯著提高生活品質！
這是令不少老板膽寒的錢幣的一面。在另外一面，無論中外的好公司，今后有機會胃口大開！因此我的第三判斷還有“樂觀的”下半部分：入世以后在中國市場上的好公司，會有更高的成長率。同過去20年相比——在那個時代不少中國公司的成長性已經創造了世界經濟史上的記錄——未來的10年、20年，即便把所有折扣打在里面，我認為我們還是有機會見到成長性最好的公司。
讓我定義一下所謂“成長性最好”的確切意思。那是說，不但成長率高，而且公司總規模會迅速達到“天王巨星”的量級。麻省理工學院的瑟羅(Lester Thurow)在他的一本新書里指出，當今美國25家最大的公司，其中至少有8家在1960年根本就不存在；而歐洲最大的25家，全部是早在1960年就存在的老公司。在最大的美國公司當中，至少有8家僅僅在10年之內就把銷售額做到100億美元之上。這就是說，美國經濟增長的一個重要基礎，是迅速成長的大公司。
好吧，讓我們來賭一下未來的中國吧。我以為——也是把種種折扣考慮在內——入世后的中國將更像美國的公司成長模式，而不像歐洲的、或者日本的。未來十年，是成長一批銷售額超過100億美元中國大公司的最佳時機。為了表明我打賭的認真，我還愿意把政府用看得見之手“組織”的公司悉數劃去——以今天中國的國力來看，只要魄力夠，組合幾家國際級的大公司不是什么難事；只是靠畫圈畫出來的“航空母艦”，恐怕作不得數。我認定，就在這批1980年還根本不存在的公司里邊，比如聯想、華為、海爾、萬科、萬向、希望等等，可望產生世界級的巨星公司。
當然，中小企業對中國經濟無比重要。不過，要是中小企業老是中小企業的話，沒有什么意思吧。這也是瑟羅教授講過的，我借了來作為這篇評論的結尾。
(作者為北京大學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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