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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記者/傅樺
投資70億元的村莊
楊斌說，荷蘭村不僅僅是一個集高科技農業產業、旅游產業以及相關配套服務設施于一體的大型園區，這是中國農業新模式最重要的基地。
不僅楊斌這樣認為，澳大利亞前總理霍克也這樣認為：“未來的人們可能不知道沈陽，但一定會知道荷蘭村，這里有全球最大的植物細胞分裂基地。”
在遼寧省四十項起飛工程中排名首位的“荷蘭村”，位于沈陽北二環與三環路之間，1999年初動工興建，目前，一期工程已經建成并投入使用，全部工程預計可于2002年完工。這個總投資70億人民幣的“村莊”，是楊斌和他的歐亞集團在沈陽的杰作。
臉膛黑黑的楊斌說，荷蘭村首先是一種模式，是荷蘭現代農業在中國的實踐。
13年前，楊斌赴荷蘭留學，當他了解到荷蘭農業的中心城市萊頓一家普通的農民年收入就達25萬美元時，他震驚了。聯想到中國的農民，二者之間擁有的人均土地面積不相上下，生活水平卻有天壤之別。楊斌產生了一個夢想：把荷蘭的農業帶到中國去，讓中國的農民也過上這種富裕的生活。
他開始研究荷蘭。這個以風車和水壩聞名的國家，領土只有我們江蘇的2/5，人口與北京相仿，人均國民產值卻達到了25000美圓，居世界前10位。楊斌發現，荷蘭成功的一個重要途徑，就是農業。他們創造的經典農業模式，其根本特征就是強調科技在農業生產中的作用，推行農業的產業化進程。荷蘭號稱歐洲的菜籃子，歐共體73%的蔬菜來自荷蘭。荷蘭還是世界最大的蘑菇生產國和世界最大的乳制品出口國、世界上最大的禽蛋出口國和花卉生產國，世界花卉進出口貿易的67%來自荷蘭。
楊斌注意到，近年來，國內領導人到荷蘭參觀，都有一個共同的心愿，希望把荷蘭的農業模式引到中國來。他還注意到，國內有一些省市已經購買了荷蘭的農業生產設備，但發展現代農業不單是引進先進設備的問題，它涉及到技術、人才、種苗、市場等一系列條件。
“中國現行的農村機制，不能適應現代化農業的生產和管理，這是制約中國農業的根本問題。”
農民與金融資本的距離
回到中國的楊斌已經是擁有兩個荷蘭企業的老板。他選中了沈陽開始實施他的“荷蘭村計劃”。投資大陸，從農業開始，楊斌自有他的道理。楊斌說：中國農村70%的鄉鎮企業并不完全成功，是因為技術和積累的差距。農民去搞電子，行嗎？WTO將沖擊中國農村大大小小的鄉鎮企業，中國農村的發展將面臨嚴峻的考驗。我們需要盡快建立中國的農業模式。
楊斌說，上個世紀，中國農業經歷過“三種模式”，一個是農業生產高度機械化的“美國模式”，尼克松訪華后，這一模式曾經一度風行，開發北大荒、新疆建設兵團都實行過這種模式。但是，當這種模式與包產到戶的土地政策相遇時，小農經濟的意識與社會化大生產的分工協作出現了體制上的根本沖突。在美國，3%的人有80%的土地，而中國農村，家家點火，戶戶冒煙，“當農民都放棄機械化，一個勁地發展耕牛經濟時，中國農業現代化被擱置起來，中國農村與世界經濟的距離開始拉大。”
1992年，中國與以色列建交，也許從這時開始，中國農民才真正了解了“現代農業”的概念，才知道了可以用工業化的溫室，實施設施農業、定單農業、節水農業。但是，這些都不能解決中國農業的根本問題。
為什么？
楊斌說，“經典農業，實際上就是市場和高科技的農業的結合。從94年開始，我陪中國的很多領導到荷蘭參觀，他們很興奮。我開始下定決心要建立中國的農業模式。”
“我回國后，發現農民是最無產的，他們根本不能介入金融資本。一個現代產業的壯大，與金融資本的介入是密不可分的，比如房地產，它的融資基本在70%左右。而中國農民靠什么融資？他們沒有可以抵押的財產，連他們的土地都是承包的，不屬于他們自己。即使懂得了市場經濟，懂得了定單農業，他們沒有作為業主的融資能力，就不可能有實力去與國外的高科技農業競爭。”
荷蘭的農民80%靠金融，政府設有專門的大額農業貸款。
我們都習慣稱中國為農業大國，但中國的農業模式還停留在小農經濟。
如果中國的農村制度不進行第二次改革，中國農民將無法面對開放后的農業經濟。
重朔盛唐農業
唐朝是中國歷史上農業強盛的時代，那時，各國的使節來到中國，都想把中國的農業技術帶回去。楊斌說，“現在我們需要重新學習。我們需要要重新理解市場經濟中現代農業的含義”
楊斌開始在沈陽，一個叫小韓屯的地方推行他的計劃。“我們與村民協商，把村里的老房子扒掉，我建設好10萬米的樓房還給他們，而節約出來的10萬米土地，屬于小韓村村民，他們用這片地入股，我們用高科技的農業和現代化管理入股，讓村民成為有股份的農民。用這片土地和我們的產業進行結合，農民就有了產業。”
這只是楊斌實行現代農業的第一步。農業的股份制，使中國農業現代化改造的模式有了一個可以運行的基礎。
“但是，他們只是股份的擁有者，而不是管理者。因為他們還不懂我們要推行的高科技，也不懂我們將要面對的國際市場的競爭。將來的農業競爭，是產業鏈的競爭，社會化分工的農業，將圍繞終端產品的加工和銷售，形成農業產品的產業鏈。我從荷蘭引進了4大食品加工廠，用定單農業來防止農民在市場經濟中因為盲目而產生的損失。”
楊斌認為，現代農業的龍頭企業，應該為農民提供加工生產和新技術指導。“我們是用加工帶動周邊企業。圍繞終端市場的農產品加工，成為當地經濟發展的巨型航空母艦，帶動當地其他產業的發展。”
比如他引進的熱狗加工廠，一年需要100萬頭豬，“這就是市場”。
全國政協副主席楊汝岱說：“如果你搞成了，這將是中國農業的第二次革命。”
但是，農業的“盛唐時代”要有市場支撐。對此，楊斌早已準備好了一個農業產業的商業計劃。
打造日本的“菜籃子”
楊斌是個商人，他明白商業的根本在于市場需求和策劃，圍繞市場需求你才可以為自己定位。他選擇沈陽的根本目的在于看中了日本市場——他想建造日本的“菜籃子”。
一個荷蘭籍的中國人，為日本實施“菜籃子工程”，這在計劃經濟時代沒人會想得到。
還在荷蘭的時候，為了了解荷蘭的花卉和蔬菜市場，“我到荷蘭大的花卉公司都實習了將近一周的時間，玫瑰、菊花、康乃馨、蘭花之類的，我全都熟悉。”一年下來，他對荷蘭的花卉和蔬菜市場了如指掌。
這時，他發現了荷蘭農業的一個奧秘：如果沒有荷蘭的溫室就沒有荷蘭的花卉和蔬菜，沒有冷藏就沒有今天荷蘭農業在世界上67%的花卉占有率，也就是說，荷蘭農業的生產離不開這兩個東西。
當他把這種經營目光拉回到亞洲時，他的心開始狂跳起來。
他首先發現了日本。“我在沈陽投資了二十多個億，目的就是為了迎接WTO，我算了一筆帳，日本的GDP是其它亞洲所有國家GDP的總和，去年蔬菜和花卉的消費量相當于一萬億人民幣。而日本的農業卻在遞減，因為它的土地面積，日本需要大力發展汽車、電子等生產集中的產業。日本人生產汽車，每小時可以賺30美圓，而生產蔬菜，每小時不到20美圓，這一萬億的市場肯定要放在別處。”
一個簡單的例子，在日本，西紅柿的生產成本是0.5美元，而在中國，只需要0.2元人民幣。相反，豐田汽車的成本是8000美元，而奧迪的成本在16萬元。
日本前首相海部俊樹曾經和楊斌談起過他的計劃：“我10年前就在尋找日本的農業基地。日本未來的菜籃子在中國。”
這與楊斌的想法不謀而合。在他的溫室里，楊斌一臉燦爛的告訴記者：“我想我的歐亞集團可以占據日本30%的蔬菜和花卉市場。我開始在沈陽建立一個日本的菜籃子和花籃子。這個想法很多人都覺得太飄渺，但幾年以后當他們回過神來，我已經站穩腳跟了。所以WTO對我們是一個機遇，如果沒有WTO，可能我們在農業擴大方面就很難得到發展，因為中國農業的自身的需求已經滿足了。”
楊斌的許多決定源于青年時期他作為軍人所學的運籌學。“受過訓練的軍人，至少應該具備三個要素：戰略的眼光、最佳的選擇、敏捷的動作。”要直截了當，要在運動中思考。
奔馳與夏利的較量
楊斌的第一桶金是在紡織品貿易中掙得的，當他發現大量的商家開始擠進這個市場時，他把目光悄悄轉向了農業。為了占據這個市場，楊斌動用了他所有的資產，在荷蘭買下了兩個公司，那是有70多年歷史的溫室廠和一家生產實力雄厚的冷藏公司。荷蘭農業的關鍵在五個環節：市場、溫室技術、運輸中的冷藏、金融資本的支持、科學的管理。
現在，他已經擁有其三，市場、溫室、冷藏。他要逐漸形成強大的資金鏈，完成科學的管理流程。
他的溫室設備首先為他贏利。在與荷蘭溫室貿易的競爭中，他以低成本戰略擊敗了所有的對手，他自己把這場競爭比做“奔馳與夏利的較量”。
“荷蘭的溫室價格幾乎高出我的一倍，他們高估了中國農民的價格承受能力。當然，那時他們的產品比我的好，但當時的中國農村，有夏利這樣的產品就足夠了，奔馳？太奢侈。對中國市場的了解，讓我贏了一局。”
這一局就囊括了中國溫室設備市場95%的份額！1994年，楊斌開始對國內投資，先后在沈陽、大連、成都、長春等地建造大型的溫室與冷庫公司，并在北京創辦了全國最大的花卉市場。現在，他的溫室和冷庫項目每年的產值7個億。同時，他開始在全國建立了多個農業基地，產值也在10個億左右。而他曾經投資的北京萊太花卉市場，效益也非常好。加上他在歐洲做紡織品貿易積累的幾個億，他已經算得上是富甲一方了。
但這遠遠不夠。要迅速占領日本市場，要建設他理想中的荷蘭村，楊斌需要更多的錢。
資本的誘惑
分散在全國的產業，雖然都在贏利，但其增長的速度已經遠遠趕不上發展的需要。
楊斌開始把目光轉向資本市場。
1998年，楊斌開始與廣東英豪科教集團合作，通過一系列的動作，成為滬市A股“廣華化纖”(SH600672)的股東，并在1998年1月將股票名稱正式改為“歐亞農業”。
這時，現任歐亞實業財務總監的閻闖建議楊斌賣出分散在各地的企業，將主業收縮到沈陽，集中精力做荷蘭村的項目。楊斌權衡利弊，決定退出中國A股市場，1999年，楊斌將自己在四川的歐亞花卉公司股份轉讓，隨后，600672這支股票改名為“英豪科教”。
同時，歐亞實業在全國的7、8個分公司先后被賣出，這些資金源源注入到荷蘭村。
仍然無法滿足需要！
楊斌和閻闖開始想到去國際資本市場融資。
2001年7月17日，被剝離后的農業項目經過重組，“歐亞農業”(HK0932)在香港主板上市。因為屬于國內現代化花卉產業首次走向國際資本市場，加上公司的外資背景，歐亞農業在香港投資界倍受青睞，結果4億新股以招股價的78倍被認購一空，歐亞募得港幣6億元，楊斌的資金壓力頓時緩解。
現在，香港“歐亞農業”的市值是32個億，楊斌占有其中70%的股份。
“決不賣我的母雞”
嘗到了甜頭的楊斌快馬加鞭，全力開動他的荷蘭村建設。在建設中，他最珍愛的的就是他的“母雞”。
所謂母雞，就是他最核心的產業。楊斌有個理論：產業鏈是為產業核心服務的，產業核心在發展的過程中會衍生出不同的業務，但你始終要明白，什么是你的母雞。
所謂母雞，就是為你下蛋、孵化、再下蛋、再孵化的那個產業。
“我的母雞是決不賣的！”楊斌說，這個道理每個農民都懂，但到了企業家手里，就往往忘記了這個原則。
他的母雞包括哪些呢？
楊斌帶我們走進他的花卉培植基地。
在荷蘭村，有一個全國最大的植物細胞分裂基地，上百名工作人員在這里忙碌著。不過，他們的工作與單純的研究有本質的區別，他們是花卉園的產業工人。
在巨大的育種房，楊斌隨手拿起一只培育瓶告訴我們：一個花房姑娘每天能分裂幾百個植物孢子，而手里的這一瓶花種，市場價值在好幾百元。他帶著記者又來到另一個溫室，彎腰從花莖上摘下一個花球：“我不賣花莖，只賣花球，花球一個價值1元，一年一支花莖產120個花球，這就是我的母雞”。看著大片大片的“母雞”，他呵呵地笑起來。
帶我們走進另一個鮮花房，花棚上有一層電腦控制的遮陽棚。“你看，我要推廣的農業是完全現代化的，連陽光都是電腦控制。”
這里的花全部實現花泥與營養液的無土栽培。相臨的蔬菜溫室，1個棚一公傾，能產100萬斤番茄，現在建成投產的有4個棚。而這只是他正在建設的十二分之一。
“讓植物生活在美好的環境中，植物就能滿足我們的利潤。”楊斌回頭對記者說。
同樣，讓人才生活在美好的環境中，他們就能產生巨大的價值。楊斌自己培養了一大批管理人才，又花大價錢從荷蘭請來了專家。
“為了吸引外籍專家，我贈送他們別墅，連產權都給他們。我這里建造的最好的別墅是不賣的，留給專家們。一位荷蘭種植專家，45年的種植經驗，能買來嗎？植物是很嬌嫩的！我是一個完美主義者，我一定要生產出與荷蘭一樣的花卉，否則國際市場不認可。國際競爭力怎么來？就得一板一眼靠認真干出來。”
楊斌說，過去他曾經完全依靠自己的管理隊伍和專家來管理花房，但失敗了，原因就在于標準不同。最后還得把外籍專家請回來，他們認真，一絲不茍。
我們不干農民能做的事
“我的蝴蝶蘭，一株就可以賣100元。四個溫室一年的產值就是4個億。農民也種花，但他們的成本高，質量也比不上我。我的花房姑娘靠分裂植物孢子每人每天可以創造4500元的利潤，為什么？我用高新技術和高級人才管理她們，她們的工作只是工作流程中一個環節。關鍵的部分，在我們的市場、技術和高層管理。”
楊斌的對每一個層面的定位都很明確。“高層管理是什么？是給普通員工創造工作機遇，并指導他們完成好自己分內的事。我要做的是什么？是創造一種模式，帶著大家富裕。我們不干農民能干的事”。
“農業產業化搞好了，誰愿意背井離鄉去外地打工？中國本來是農業大國，我們現在已經落后了。要強盛，還要靠我們去努力。市場需要有知識、有經濟頭腦，有市場運作能力的實業家。”
圍繞在楊斌周圍，已經聚集了一批這樣的實業家、金融家、植物學家：副總裁邊守捷，留學日本歸來的高級管理專家；財務總監閻闖，財經界的實力人物；金融博士楊文珠，工商東亞金融控股有限公司代表；組培室主任谷祝平教授，現任中國蘭花協會理事、亞太地區蘭花協會理事會理事......
難怪荷蘭農業部的官員說：楊斌，荷蘭人感謝你，因為你把荷蘭搬到了中國；荷蘭的農民會恨死你，因為你搶了他們的生意。荷蘭的官員還開玩笑說，楊，86年我們不該發簽證給你，再過10年，我們的花卉產業會被你搶一半去。
產業鏈的核心
楊斌說，企業的運作到了一定階段就是一個概念。他的概念是什么？
把旅游融匯到農業中去。
荷蘭村不僅是個農業基地，還是未來的主題樂園。為此，楊斌和他的歐亞集團投了18個億，而這些旅游概念，明年將在美國創業板上市。
“企業也是個老母雞，你要喂飽了它，資金才會進來。”
目前歐亞集團的企業負債率在25%左右，“這只老母雞的信譽良好”，楊斌很滿意地搓搓手，邀請我們坐上他的越野車，去參觀他的房地產和旅游項目。
“荷蘭村要發展，光有農業不行，還得吸引外資共同開發。要讓大家進來，我得先做好環境建設。干脆，就建一個頂級的主題公園。”
荷蘭的農業園區就建得象主題公園，要做，就得比他們更好。
“1997年我請了國內一個頂極的花卉專家到荷蘭考察，進了主題公園，就象劉姥姥進大觀園一樣。荷蘭的風花月季已經培養出好幾百種品種了，他還要花上幾千萬去研究，值得嗎？看著他我忍不住留淚了。”
楊斌說，如果我們的科學家到了國外，都象象劉姥姥進大觀園，我們還有希望嗎？
楊斌認為最好的辦法是引進，引進再改變。所以，他的主題公園吸納了迪斯尼、環球影城和海洋館的創意，又融合了熱帶雨林和海濱游樂場的場景。熱帶雨林是荷蘭人設計的，很多娛樂設施都放熱帶雨林中。熱帶雨林有35000人的更衣室，“這是全球最大的更衣室，光是地樁就已經打了17000根，足以防八級臺風。把深圳的世界之窗放進溫室，是不是我的創造？”有時，他笑起來也有一些天真的燦爛。
一個富豪的夢想
楊斌驅車穿過工地，來到他心中的“海洋”，，站在落差幾十米高的沙灘控制臺邊，凌空向下望去。這里的海盜船可以容納160個振動座椅，這里的室內大海灘，可以一年365天享受陽光。“陽光、沙灘、海浪仙人掌，還有一位老船長”，楊斌說他老了就可以當孩子們心中的老船長。
歐亞實業的副總裁邊守捷曾經介紹過這片人造海洋沙灘：長740米長，全封閉式高科技制造，是世界上最大的室內水上樂園。海洋沙灘分為三大部分，內有7000平方米的成人沖浪區，3000平方米的兒童嬉水區，和3500平方米的海底世界。在地下餐廳，一邊品嘗異國風味，一邊觀賞海底世界，全天候的燈光效果和仿真藝術布景將使游人感受到融入大自然的心曠神怡。
楊斌抓著記者的手說：我算了一筆帳，大連的海灘只有兩個半月的開放期，海南島也只有半年。而我是365天啊！
他為自己的海洋館已經訂下了4艘潛水艇，和一艘沉沒的泰坦尼克號游輪，游輪可供戀愛中的情侶潛水進去，聽著那首纏綿悱惻的音樂，享受愛情的夢幻。
他相信，人們為生活的品味，為幸福的游玩，會花越來越多的錢，花卉、旅游，會成為將來的大市場。現代旅游和自然景觀相結合，才會創造有情調的市場。“人要敢想，想，才敢干”。
他還相信，人們將來會走出電視、電影的約束，回到劇場。“人們不能單獨在一個房間里生活，社會需要共性和分享，當然，也需要個性化服務。”
他在他的村里與法國企業家合作，建了一個巨大的紅磨坊劇場，升降舞臺可以重現巴黎的風采。
興奮的時候，楊斌有兩個習慣動作：抽煙，和緊緊握住朋友的手。
迪斯尼副總裁參觀后一直不敢相信這是中國人的設計，臨上飛機前問楊斌：“誰設計的迪斯尼主題公園？你們花了多少錢？”
楊斌說：我自己。沒花錢。
“Really? Yang, It's impossible!”那位副總裁怎么也不相信。
他怎么能理解一個自幼成為孤兒，從小在苦水里長大的東方男人，心里珍藏了多少夢想！
有錢人為別人活著
楊斌一直是那身夾克衫，只有一套西服，一雙皮鞋，總是等到穿壞了鞋才去買新的。然而，這個并不高大的黑黑的男人，卻擁有建成后價值250億的荷蘭村。他自己擁有法拉利、兩輛黑色的勞斯萊斯、加長的奔馳和一些老爺車。他的豪華車足以組建一個禮賓車隊，但自己總是開一輛三菱越野，便于到工地視察。
楊斌告訴我們，他剛剛買了一架雷神公務機，花了1500萬美圓。他還買了摩天輪、過山車、振動椅。
他投資建了一座三星級飯店，又引進荷蘭資金，準備建一座五星級飯店。
“我把荷蘭女王的王宮搬到了荷蘭村，讓荷蘭的投資者有歸宿感。”他決定這么干，是因為他了解建筑遺跡沒有知識產權。“王宮”是他未來的辦公室，“我以后就在王宮的二樓辦公，你們來了，就到那里找我，今天先認個門。”楊斌呵呵笑著，轉過頭對記者說。
楊斌的助手告訴我們，今天難得老板帶著記者這樣轉，過去他是從不與新聞界打交道的。
王宮的對面是世界餐飲一條街。“這條街開街后，第一年不收錢，只收水電費，為的是培養人氣。”
“我在為我的員工打工。”楊斌一邊通過手機指揮主題公園的建設，一邊開車向我們介紹。
老板是那個點睛的人
“建設中，有些標準一定要自己掌握。比如荷蘭的街道，我要求按我的標準做。不合格的，我一定要推掉。為什么？因為我在做荷蘭村的產業和品牌。
“老板其實很苦，中國有句古話：畫龍點睛，老板就是那個點睛的人，龍是由職工來畫的。荷蘭很多老板不打高爾夫，他們很敬業，他們知道，一但做了產業，就停不下來了。我的合作者中有一家叫史迪克的公司，是世界第一大食品公司的總裁，60歲了，每天比我還忙。
“為什么？他要對自己的公司負責。老板全身心的投入到企業中去，職工才能受益。中國有些企業倒閉，就因為把關鍵的部分委托出去，老板自己沒有盡到責任。
“總裁要不斷提出銷售和發展思路。”
為了建設一個完整的荷蘭村，楊斌啟動了房地產項目。記者有些憂慮，這樣的投入，會不會象史玉柱那樣遇到資金鏈的斷裂？
楊斌胸有成竹：“我與史玉柱不同，他在巨人大廈的失敗，是因為他不懂融資，他不算現代企業家。”
“現在的企業，靠實力，靠idea，靠與金融資本的聯合。光建房子有什么用？要有市場，要滿足人們日益變化發展的需要。我們要把目光放遠一些。”
楊斌指著他的小區會館說：57萬米的房地產，巨大的會所已經蓋好，基本竣工的住宅樓盤，賣了70%，房地產項目回收的資本，形成了他的又一條資金鏈。
“旅游是我的老母雞，我要用房地產的錢來養它。”
地產業中有一塊是專門用來做教育的，在他的荷蘭村，有一所雙語學校，交給英豪科教管理。楊斌對房地產的感覺和他人不同。他認為，將來的住宅區，應該是象飯店一樣有良好的公用設施和管理。比如空調，就不必每家安裝。他的房地產開發就沿著這條路走下去。荷蘭村一次性從“遠大”購進價值2000萬人民幣的空調設備，以至于遠大中央空調把歐亞集團列為最重要的大客戶之一。
把荷蘭搬到中國的村長
在火車站前，有一個風水球，自西向東轉，是總裁楊斌自己設計的，上邊寫著“三十年河東，四十年河西”。楊斌的解釋是：風水自西向東轉，我三十歲在荷蘭，四十歲回到了中國。未來我們將會看到更多的荷蘭人到中國來學習、工作。
“建設的過程是一個意義。”楊斌說。
固執的楊斌腦子里總有些奇怪的想法，人們都知道，美國有個“唐人街”，是華人的聚居地，人們一到那里，就象回到了自己的祖國，親情感由然而生。楊斌說：“我們講招商引資，不能單靠招商引資的口號，外國人看重的是以商養商，誰不希望在異國、在東方看到自己家鄉的情況？我建荷蘭村，也是想給外商建一條‘唐人街’，架起歐洲和中國之間的橋梁，特別是歐洲與沈陽的橋梁”。
2003年開業后，在阿姆斯特丹一條街，有世界各國的名牌服裝、珠寶、手表、旅游紀念品，還有各國的風味小吃，在這里都可以品嘗到。其典雅、獨具特色的建筑風格，向游人講述了荷蘭王國的百年歷史典故。
荷蘭村的建筑與園林完全為歐洲古典主義風格，荷蘭王宮、海牙大飯店、典雅舒適的歐式鄉村別墅，宏偉的哥特式建筑后面飄著海盜船的倒影，隨處可見的風車與歐洲中世紀雕塑比比相望，那古老的路燈、門徽，落地長窗后厚重的白色窗紗，無不讓你產生恍若身在歐陸，游于荷蘭的真切感受。
楊斌花了兩個多億，照著“阿姆斯特丹火車站”的模樣，按1:1的比例在荷蘭村建造了一個遠近聞名的荷蘭村國際博覽中心。楊斌告訴記者：荷蘭的阿姆斯特丹火車站建于十九世紀后葉，是用當時中國清政府的"庚子賠款"的白銀修建的。今年是八國聯軍侵略中國的一百周年，也是“庚子賠款”一百周年，現在，“阿姆斯特丹火車站”又回到了中國。
這并不是單純為了模仿而去建造的，在它們的深處，有一個更深層的含義：“勿忘國恥”。
沈陽與世界的紐帶
為了他正在努力的夢想，遼寧省給了他巨大的幫助，政府專門為他在荷蘭村旁邊建了一個22萬伏的變電站，還在荷蘭村特批了一個公共汽車站。
沈陽在變，沈陽的地位也正在改變，沈陽的產業格局將要大規模轉變。從這座重工業城市球迷的愿望中我們能感受到，從大量下崗職工的生活壓力中我們能感受到，從荷蘭村的市場前景和戰略規劃中也能感覺到。
離開荷蘭村，望著路上一一閃過的標牌，“EURO-ASIA”——我們一直在思考：為什么楊斌要給自己的企業取這樣一個巨大的名字？“歐亞集團”，意味著什么？
交流使他獲得了機遇，也為他創造了巨大的價值空間。“我了解荷蘭，我更了解中國，我能為她們做點什么？”楊斌說。
在東西方剛剛敞開的那一瞬間，“歐亞”和它的創業者們憑著對西方和東方的理解，嫁接了一份產業。從荷蘭到沈陽，從遼寧到日本，入世后的東北，一個巨大的市場空間正在逐漸被打開。
窮人的孩子早當家
--楊斌口述實錄
整理/胡麗巖
我是一個苦孩子，五歲時成了
孤兒，是奶奶把我帶大的，
從5至18歲幾乎很少吃肉，所以我現在對肉有一種特殊的欲望。我那時吃飽飯就行，是親人的接濟使我長大的。作為一個沒有父母的孩子，在人們的譏笑中長大，沒有家庭的溫暖，開家長會時我沒有家長，所以我從小很要強。
上小學時，一年學費3元，書本費2元，我買不起，也交不起。奶奶在馬路邊賣茶水掙錢。一分錢一杯。就這樣一分一分積攢來起來養活我。小時候我跟奶奶去買煤，回來燒水。奶奶教我怎樣選煤，所以在我七、兒歲時就會比較哪種煤好。奶奶說：不怕不識貨，就怕貨比貨。
南京市當地有個習慣，小男孩發育到6歲的時候，父母要給孩子吃一只小公雞，用冰糖蒸。我跟奶奶說：你給我也弄一只雞吃吧。但奶奶說：我們窮，吃不起。孩子，只怪你命不好，你是個沒有父母的孩子，你跟別人不一樣。于是，我始終沒吃到那只雞。
還有一次，鄰居家吃橘子，我也想吃，奶奶說：“咱們窮。你只有爭氣，才能有未來”。從那時起，為了能吃到一個橘子，我發誓要做人上人。我記得8歲的時候，我和奶奶每天下午4點以后才去市場買菜，因為那時候菜是一天當中最便宜的，有的還是人家不愿意買下的菜。
人世間的苦我都吃完了，按照西方的觀點，從公平的角度來講，我也應該有所成功，除了我奶奶以外，那時我沒有得到過什么溫暖。因為我家里成份不好，是四類分子(地、富、反、壞)那一類的。人成功的關鍵是會不會做人，我從懂事的時候起就開始學怎樣做人。因為小時候家里很苦，這也就是窮人的孩子早當家吧。
86年底奶奶去世，關于做人我奶奶教給我很多。小時候，我很調皮，又很要強，別人欺負我，我就跟他干仗。因為我是一個沒有父母的孩子，所以我只能靠自己的力量。奶奶知道后，不管我跟別人打仗有沒有理，把我耳朵一揪，就給我揪回家。她說：“你是窮孩子，是沒有父母的孩子，你就不能跟別人爭，不能跟別人打仗”。但是也就是這種環境培養了我爭強好勝的性格。我很羨慕別人有父愛、母愛，我也迫切地希望有爸爸、媽媽愛我。
想到今天的成功，我認為主要原因是因為我遭受了更多的苦難，經歷了人世間最大的痛苦。也許我的成功就是因為有這樣痛苦的經歷，任何歧視我都可以忍受。
上中學的時候，大概是初二，我就領悟了，只有通過努力學習，才能改變我的貧窮。于是我付出了比我的同學多出十倍的努力，每天早晨4點鐘，我都會在南京的馬路邊讀英語，學英語，一直到上大學。我的英語成績特別突出，這為我日后出國深造打下了良好的基礎。雖然在西方，讀書的時候我也進餐廳打過工，幫人家運過貨，也很苦。但是這種苦和小時候的苦難比較起來，已經算不了什么了。現在看來，我的成功也得益于我不懈努力的學習，其中包括對于語言的學習，我現在能夠熟練掌握包括英語、荷蘭語、比利時語等幾種語言，正因為如此，我在中國和西方都受到了良好的教育。
另外，我覺得我成功的第三點是我的做人。因為我能更多地理解別人，能容納別人。我的苦難和經歷使我學會了忍耐和寬容。我覺得沒有別人就沒有自己，沒有社會就沒有個人，只有別人的存在才有我的存在。包括我對人才的看法也是如此，我能夠發現人才，就是團為我能容忍他們的短處，而使用他們的長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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