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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人可能都不會忘記希望工程宣傳畫中那雙大眼睛，眼睛里對知識的渴求和期盼曾經深深地打動了每一個人。希望工程實施以來，有無數的貧困兒童得以重返校園，繼續他們的夢想之旅。其實，就在這無數雙渴望的眼睛背后，還有許許多多的人不能遺忘，他們就是那些鄉村教師，一群造夢的人。在一個個偏僻、窮困的小山村，正是因為他們，知識的火種才得以延續。不久前，記者來到了四川東部的一個山區，去近距離地接觸這些造夢的人。
見到劉高仕的時候，他正在給二年級的孩子們上數學課。他任教的這座學校叫金鐘村小學，位于四川省廣安市的大山里。學校現有兩百名學生，擔負著兩千人口的金鐘村的基礎教育工作。在課間休息時，記者與劉高仕閑聊，雖然在山村里當老師很辛苦，但他現在很滿足，滿足的主要原因，是以前時斷時續的教師工資，這一兩年來每月都能足額準時地領到。他說：“像我現在轉為公辦教師以后，工資像我們同時參加工作的現在要拿到600多元，我現在才400多元。”最近兩年，到每月30日他都拿著卡去拿錢，沒有欠過。
金鐘村是貧困鄉里的貧困村，山多地少，農民絕大部分收入是依靠山里一塊塊的水稻田。因土地面積小，耕作精細，山里人戲稱為“繡花田”。全村年人均收入不足1200元。今年37歲的劉高仕，幾年前因教師工資太低，太不穩定，而萌生過外出打工的念頭。但1999年市政府公開發文，要求力保教師工資足額發放之后，劉高仁又留了下來。這一政策的實施不僅穩住了劉高仁的心，也穩住了全廣安市3.4萬名教師的心。但川東大山里的廣安市也是一個貧困市，為什么會出臺這樣的政策，力保教師收入的呢？
第一次見到鄧劍的時候，他正在開會，力保教師工資足額發放的文件，就是他簽署的。作為廣安市市長，談起這件事情，鄧劍只給記者算了一筆帳，他說：“不僅僅是3萬多教師的穩定，涉及在校學生是70多萬，那就涉及到70多萬學生的穩定。那么70多萬的學生就涉及到100多萬的家長，如果再加上他的家庭成員和親友涉及到幾百萬人。所以我覺得教育的投入問題，不僅僅是解決一個老師的工資問題。”
廣安市共有450萬人口，去年的財政收入為4.3億元，領取財政工資的有7.7萬人，其中3.4萬人為教師，這其中象劉高仕這樣從事基礎教育的教師有3.3萬。去年教師工資一項市財政就投入了2.4億元，花去了總財政收入的一半。原本花大力氣穩定了教師隊伍，緩解了教育工作上的壓力，但市教育局計財科的一份報告，卻在年底讓市政府班子感到了不安。在采訪中，記者了解到，在10月底已經改造危房有9.5萬平方米，投資3540萬元，預計到年底要改造11.4萬平方米(危房)，需要投資5420萬元。但是現在通過各級政府、各教育部門、學校的多方籌集，還要差缺口2000萬元。
這次廣安市教學房屋危改點遍及全市五個縣市。60年代修建的金鐘村小學也在其中。這一消息在去年底就讓劉高仕興奮不已，因為與它相隔2公里外的村中心小學，幾年前剛剛危改完。劉高仕告訴記者，他做夢都想在高大明亮的教室里給孩子們上課，但他也清楚，這一愿望今年幾乎不可能實現，因為去年申請購買教學設備的錢至今還沒有到位，給孩子們上音樂課的風琴依舊破爛地放在辦公室里。對于學校蓋新樓，他現在沒有寄予太大的希望。
而此時此刻的市政府會議室里，市政府的官員們正在開會討論這一問題。按照市長鄧劍的意思，市財政局和教育局的負責人要在會上拿出解決這一問題的辦法來。鄧劍說：“一些村小學校舍困難甚至有危房的還必須加速改造，這是一條三八線。”市財政局副局長說：“全市的總人口是接近450萬，財政供養人口近8萬人，客觀上講我們的財政就是一個吃飯財政，保吃飯都十分困難的一個財政。”市教育局辦公室主任說：“我的建議就是財政保吃飯，學雜費主要保運轉，教育稅費和國家給予的政策口子主要保發展，從這三個層次來看可能還是有希望的。”
會議散了以后，鄧劍把財政局副局長單獨留了下來，力圖用年底市財政增收的部分來彌補教育危房改造資金的缺口。
解決教育危房改造資金的缺口的辦法，最終也沒能商討出結果。當地財政捉襟見肘的原因，在廣安市的財政報告里寫得很清楚。原本廣安市的主體財政收入來自于國家布署在廣安市境內的十戶大軍工企業，后因調整，企業整體搬遷了。過去年總產量為600萬噸的小煤礦，也因國家政策關停了一大部分，只剩下了200萬噸。工業財源日益減少，新的財政增收點又尚在培育之中，財政支出又逐年在加大，導致了全市財政資金的緊張。
鄧劍對記者說：“教育投入的重心在農村，而財力最薄弱最困難的也在農村，而財源要培育很困難的還是在農村，你要靠我們農村的鄉鎮自身來解決，可以說它已經基本不完全具備這種自我解決的能力，只得靠上級給予它的傾斜和支持，而上級市縣這一塊它也是處于這樣一種困難的，正在這樣一個發展過程當中。所以我就覺得像我們西部經濟發展較后的，教育比重比較大的農村這一塊，我們還希望國家繼續給予傾斜支持和幫助。”
此時金鐘村小學的劉老師也處在緊張之中。期中考試過后，下半個學年里，他必須對一些家庭貧困的學生完成家訪工作，以便摸清家長的想法，防止明年開學時學校里出現孩子輟學的事情。
對于年復一年，日復一日的基礎教育工作，劉高仕記不清任教17年來，他送走了多少村里的孩子。他最大的憂慮是貧困家庭孩子的輟學。對于眼前的這片土地，他知道它的貧困不是他教書就能解決的。但他認為，村民們日后脫貧，最終靠的會是教育。他說：“這是我內心的想法，山區人民確實很愚昧，確實落后，需要文化教育。我在想還要通過我們一代或許兩代人的努力，看能不能改變這個面貌，因此就需要我們搞這一線的，把文化傳播在這個地方，讓文明在這個地方生根，只有從孩子。”
盡管今年學校蓋新樓的事情沒有實現，但金鐘村小學的教師們依然盡心盡力地給孩子們上課、教書。星期一的早上，劉高仕帶著學生準備升旗儀式，他告訴學生要刻苦學習知識，知識多了，國家才能富強，國家富強了，以后的孩子們就能在新樓里上課。
盡管財政收入少，廣安市教師的工資卻沒有再發生拖欠的事，老師們安心了，孩子們也放心了。可以說廣安市是西部大部分縣市的一個縮影。但是，當地政府傾一半的財力來保障教育事業，畢竟是一個沒有辦法的辦法，長此下去，政府的負擔難以承受，教育事業的發展也成問題。
小財政，大教育，是許多地方政府難以逾越的一道坎。在一些地方，經濟發展的速度與教育事業的投入常常存在著不小的差距，有的地方甚至還出現拖欠教師工資，挪用教育經費的問題，或者陷入教育負擔和財政困難的惡性循環。對一些貧困地區和貧困家庭，國家從1984年開始就推行希望工程，截止到目前為止，共有200萬名學生受到了社會的捐助，全國各地建起的希望小學達到了7000多所，社會的無償捐助成為了政府教育經費的一個有力補充。在廣東，無償捐資辦學在先富起來的那一批人中，也已經形成了一股風氣。
找到崔真基的時候，他正在廣州市一幢20層大樓的建筑工地上開辦公會議。作為一個在廣州干了近30年的建筑商，對于每一個建筑項目，他總是謹謹慎慎地監督著每一個建筑的流程。
作為改革開放先富起來的一批人，崔真基現在的心思，并不在鋼筋林立的建筑工地上。他公司的職員告訴記者，每年的10月底，崔真基都會回老家廣東茂名市電白縣的甘村一趟。村東頭他建起來的甘村小學，才是他真正魂牽夢繞的地方。
眼前的新學校是崔真基兩年前出資為村里修建的。甘村粵西山區，共有6千多人。80年代初以前，村子里從來就沒有聽見過汽車發動機的聲音，人均年收入不足1200元，村財政收入只有五萬元左右。村里唯一的學校是甘村小學，學校的校長至今還能夠回憶起當年修學校的情景，他說：“我們那個舊瓦房是60年代建起來的，那時候就沒有錢搞教育，都是每家農戶東家幾十個泥磚，西家幾個石頭，你放幾棵樹，這樣就把舊的教學平房蓋起來，經過30多年的風風雨雨，這個教室已經很破爛了。”
崔真基的啟蒙教育也是在這所學校里完成的。新學校建成后，以前的舊校舍還沒有來得及拆除。
崔真基告訴記者，那時“外面下著暴雨，教室里面下著小雨，老師教我們什么呢？當時還沒有什么傘，還沒有什么好的雨衣，用樹木象我們現在雨衣一樣頂在頭上，這樣子去讀書。”
兩年前，甘村近900名小學生就是在這樣的教室里上課。年久失修的平房讓學生家長們提心吊膽，每逢刮風下雨，孩子們便呆在家里，不到學校上課。據說，老師上課都怕瓦房什么時候給砸下來，當領導的也害怕砸傷或者砸死學生。崔真基說：“所以我富起來要改造我們母校最破爛的教室，我現在用了237萬元，自己的建筑隊伍拉回來按中山大學圖紙設計的，按城市的高標準建起來的，我是母校走出來的，交了最滿意一份答卷。”
幾百萬對于崔真基來說，并不是一個小數目。17歲離開甘村，在廣州建筑行業摸爬滾打三十年，每一分錢對于崔真基來說，里面都有淚、有汗。他從不避諱別人說他是包工頭出身。他告訴記者，他平生第一份工作是在建筑工地上刮水泥，廣東人稱為泥水佬。現在他公司里的建筑隊的絕大部分人，都來自甘村。前幾年他覺得這樣做足可以幫助家鄉人脫貧致富。但時間長了，他覺得這不是一個長遠之計。
崔真基說：“在五年前當我回到家鄉，看到我的母校它很破爛的時候，我第一個念頭感到我富起來要幫更多人走出貧窮，要走出貧窮要更多人去學習，提高他們的知識這很關鍵。我要帶頭更多人富那我就從教育做起。”
盡管修了學校，了卻了崔真基的一塊心病。但商人的性格，還是讓崔真基覺得學校里欠缺了一些什么。教學樓可以在幾個月之內拔地而起，而未來學校發展，教學經費的開支，如果僅靠少得可憐的村財政來進行投入，孩子的教育質量不會有質的飛躍。學校的正常運營也會受到影響。
崔真基說：“硬件給他們了，他們就怕你崔真基以后怎么維修，錢從哪里來，幾十年過后又有誰來管，沒有經費怎么辦，當時我就摸到他這個活思想，我就花了30萬買了60多畝的荔枝園，把它產出的錢作為一個基金就永遠給學校、老人活動中心的維修費用。三年掛果最高一年賣了8萬多元，這幾年合起來都有超過20萬元了，所以它有一個基金在這里就讓他們在這個基金里開支，解決他們的后顧之憂。”
離開學校的時候，崔真基和村長還在討論明年學校繼續擴建的事情，他說：“我每年回要看一看，農村的地基跟城市的不一樣，我要每年看一看它有沒有下沉，要不時地去維修它。還有下一步搞一個電化大樓。”
荔枝園每年10萬元的收入，使得學校的基本費用得到保障之后，下一步就是讓學校變得更豐富起來。
崔真基說：“并非我的錢多的不得了，不是這個概念，我感到很需要去干這個事情，假如我們全國富起來的人，他都主動去辦一所小學要是這樣做的話，我們國家的教育保證成倍發展，一定會很快。”
對崔真基來說，幾百萬元不是一個小數目，但是，他覺得，這筆錢放到貧困地區的孩子們身上，它就變成了幾百人，幾千人共同享用的財富，它就遠遠超出了幾百萬的價值。十年樹木，百年樹人，教育作為百年大計，也只有大家一起來拾柴，這知識的火焰才會越燒越旺。
經濟半小時記者李彬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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