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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記者田毅北京報道
2001年的下半年，對中國500多萬公務員來說，似乎包含了許多特別的內容。
老劉趕考面對老劉而坐，記者看到的是一個皺紋已爬上額頭的四十開外的漢子。老劉是北京市朝陽區某機關的科長，就在前幾天，他參加了全市統一組織的WTO知識考試。“真沒
想到WTO這么簡單的三個字母有那么多的道道，怪不得咱們和老外談了十幾年呢！”說起WTO，老劉現在似乎多了幾份自信。
老劉剛聽說這個考試時，還花了幾個晚上將書本翻來翻去。“打上山下鄉后我就沒怎么摸過書，背這個WTO可真是不容易，考完試后我心里還一直七上八下的。”當記者問及如此刻苦的原由時，他笑了笑說：“我現在是一個不大不小的年齡，現在就快機構改革了，別讓這個小考試給弄得下崗了。”
像老劉這樣參加WTO知識考試的，全北京市有8萬多人，其中公務員大約幾千人，其余為企事業單位相關人員。“8萬多份結業證書正在加緊印制”，北京市人事局教育培訓處的孫鳳武在接受《21世紀經濟報道》采訪時說，“目前全市18區縣各委辦局培訓已經結束，現已進入考核階段。”“中國入世在即，公務員應對WTO最大的風險，其實來自于對規則的不了解。這次培訓考試主要是學習貨物貿易及應用、服務貿易的總協定及應用、與貿易有關的知識產權的概述和反傾銷方面的知識等。今后一段時期，北京市還將對99000名公務員加強英語和電子政務的培訓，并有針對性地對不同人員進行專門的知識培訓，如從事貿易、文化產業方面的人員都要接受相關知識的培訓。”北京市人事局教育培訓處張處長告訴記者。
而就在老劉忐忑不安地等待WTO考試結果時，11月2日早晨，最高人民法院的大會議室里坐滿了幾十位廳局級干部，他們的眼光始終聚焦在外經貿部法律顧問、WTO規則專家趙維田研究員身上。趙今天講的題目是“WTO的爭端解決機制”，剛下課就有一堆人圍上來問這問那。趙告訴記者，今年請他講課的單位都排上了隊，其中大都是政府機構。
“關口”上的公務員加薪是另一件大事。“這幾年公務員工資是小步快跑，現在機關也不分房了，工資再那么低還有誰愿意來呢？”老劉吸著煙向記者絮叨。
最新消息是，從2001年10月1日起，國家再次調整機關、事業單位工作人員工資標準并相應增加離退休人員的離退休費。
此次調資是自1988年以來的第五次，近兩年來的第三次。這次加薪將主要體現在“職務工資”上，由原來的50元至480元，提高到100元至850元。不久前，在APEC會議上，財政部副部長金立群稱，對于給公務員加薪中央財政已做好準備。他還指出，“中國實行公共財政政策，政府財政逐步退出競爭性領域，用于公共事業的支出，對公務員加薪也是其中一環。”而老劉他們也聽到了金副部長的一句半開玩笑的話———“加薪可有個小條件，那就是工作考評要合格。”
國家計委宏觀經濟研究院人力資源研究室主任楊宜勇博士認為公務員漲工資就是為了留住人才。他認為，我國公務員待遇偏低是長期遺留的問題。從1979年到目前，中國經濟的平均增長速度超過9%，但公務員工資年均增長僅為6.5%左右。另外不少人也認為，這樣一個時機出臺加薪政策，也有安定公務員隊伍的意圖。一直關注公務員體制改革的文刀先生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說：“我國目前的工資制度基本還是實行雙軌制，三資企業、私營、民營企業的工資早已放開了，但國家公務人員則仍實行自上而下的計劃工資管制，而實際上隨著開放改革，不同利益集團的形成，大量的預算外收入和無償撥付資金物資存在，各部門都會利用掌握的資源為內部人員爭得各種額外的福利待遇。這些都值得深入研究。”
有意思的是，這兩天才開始宣布實施的中央及國家機關2002年公務員考試錄用政策，有了重大調整：把招考職位按性質和權責的不同分為A、B兩類，A類職位主要指從事政策、法律法規、規劃等的研究起草工作和監督檢查工作，以及從事機關內部綜合性管理工作的職位，而B類職位主要包括從事機關內的專業技術工作，對機關的業務工作提供專業技術支持的職位。由此看來，政府內部職業官僚和技術官僚的劃分已經初見雛形，政府體制改革進程從準入和增量等方面開始提速。
政府首先入世11月1日，外經貿部正式成立世界貿易組織司和中國政府世貿組織通報咨詢局以及進出口公平貿易局。分析人士普遍認為，在外部壓力加大和國際經濟政治形勢變幻，特別是中國入世的大背景下，中國政府機制和結構變革也將有一系列的大動作。
司法體系改革與創新顯然是重中之重。日前，最高人民法院院長肖揚在全國高級法院院長座談會上指出，當前人民法院的改革必須在抓好審判機制改革的同時，著手推進體制創新，切實解決司法公正、司法效率、司法秩序和司法環境方面存在的問題，建立起保障人民法院依法獨立公正行使審判權的體制。
加入WTO的客觀形勢要求司法工作必須堅持透明原則、審判獨立原則和法制統一性原則。因為在世貿組織內各成員國的法律、法規和政策要在官方指定的專門刊物上公布，否則不得實施；一國法院的裁決只有是在獨立、公正的前提下作出的，才有可能在異國得到承認和執行。這的確對我國的審判工作提出了更高更嚴的要求。
權力的約束和調整對于入世的恐懼國人是由來已久的，記者曾聽人戲言：企業家害怕入世是怕自己賠本破產，而官員恐懼入世是怕失去手中的圖章。此話雖有偏頗但也說明了游戲規則的變化，實質是利益格局的調整，而在中國這個計劃色彩依然存在的過渡性體制內，對權力的約束和調整也就顯得尤為關鍵了。
趙維田研究員強調了政府創新的勇氣和魄力。他舉例道：“目前，對抽象行政行為可以根據《行政復議條例》向上一級行政機關申請復議，但不能通過行政訴訟程序起訴，也就是對抽象行政行為不能告政府。而WTO規則要求上述審查程序應給相關個人和實體以上訴的機會，而不會受到處罰。如果初始的上訴權所指向的是一個行政實體，應給當事人選擇進一步向司法機關上訴的機會。上訴機構作出的決定和理由應以書面形式告知當事人，同時告知其任何進一步的上訴權利。”
“這是需要政府拿出魄力的時候。”
美國高特兄弟律師事務所北京辦事處首席代表陶景洲先生分析道：“入世后政府權力和管理模式將受到前所未有的沖擊，有些部、委、局會被撤銷、合并或削減職能。各級政府機關必須實現從管理到服務的觀念轉變。高質量的政府服務要求科學的決策規劃，依法行政，為企業提供及時而周到的服務和盡量少的管制，不增加企業負擔。而法制服務則不僅體現在立法過程上，更體現在執法過程上。”
首當其沖的，也許就是對外政策部門。國家發展計劃委員會宏觀經濟研究院對外所王允貴研究員，在最近的一篇文章中指出，重組對外政策部門有三個主要方面，一是加強經濟外交，提高各駐外使館處理經濟和商務問題人員的比重，加強駐外使館為國內工商企業提供商業信息的服務功能，使館變成經濟戰、貿易戰中的橋頭堡；二是調整機構設置。根據加入WTO后外經貿工作任務的變化，調整或重組涉外經濟管理部門的機構設置、責任權限，實行管理職能單一歸口，并突出反傾銷、反補貼、信息采集和發布等在機構設置中的地位；三是增設商務機構。在我國主要國際市場選擇一些具有代表性城市，設立直屬外經貿主管部門的商務中心，幫助我國企業在國外市場追蹤商業線索，獲得當地市場第一手資料，預測市場行情，尋找和評估可靠的貿易伙伴等。
中國入世首席談判代表龍永圖最近曾強調中國加入WTO，政府權力應最大限度地淡出市場，而對比目前的現狀，達到這一要求，還有不少路要走。“加入WTO雖然對我們這樣的人是有很大壓力的，但開放總歸是好事，我堅決支持。”老劉知道自己通過了WTO考試后如是說。
-背景
在中國入世的談判中，許多成員國提出了法律的一致性問題，對中國的法律能否在地方政府得到貫徹執行，對地方政府制定的地方法規、規定，出現和中央的法律、法規不相一致時，中國如何確保有效予以糾正十分關注。
一些成員國擔憂國際貿易文件能否在中國不同級別的政府得到持續執行，因為他們認為這種情形減弱了進入中國市場的可預見性和安全性。特別是地方政府在財政、金融、預算方面的補貼、稅收、貿易政策及其它在WTO協議和議定書草案中規定的相關議題。
另外，有些國家也提出，中國中央政府應該及時獲知和承諾不一致的行為并能夠采取必要的糾正措施。他們希望中國應建立一種機制，以使相關當事人能引起中央政府對貿易體制中未能一致適用的案件的關注，并得到迅速和有效的行動以解決這些不一致適用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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