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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北京大學法學院副教授湛中樂
本報記者王鋒
正在卡塔爾首都多哈召開的第四屆世界貿易組織部長級會議已經完成了對中國“入世”的最后的法律程序。“入世”之后，我國政府面臨怎樣的挑戰，政府如何轉換自己的角色
？所有這一切都需要我們進行嚴肅認真的思考。為此，記者采訪了行政法專家、北京大學法學院湛中樂副教授。
記者：中國加入世貿組織，就意味著中國政府對世貿規則的承諾。這種法律文件的簽署，更是一種法律上的承諾。中國政府將面臨著如何全面履行世貿組織規則確定的權利義務問題。與入世前相比，新的權利義務的設定決定了我國政府社會角色面臨著前所未有的轉變。
湛：最明顯的轉變就是，政府將由過去對市場的事無巨細的微觀管理徹底轉為嚴格按照法律規定行事的宏觀調控和為市場服務。世貿規則的一個基本要求就是法治之下的有限政府，政府必須嚴格按照法律及規則行事。在這一點上，法治的要求與世貿規則是相通的，即政府必須依法行政，該管的必須要管好，不該管的決不能任意干預和插手。
記者：近期國務院正在進行大規模的法規清理工作，以消除過時失效的法規，避免它們對未來貿易自由化起到不應有的阻礙，以便與世貿規則相接軌。這種積極行為態勢是否也意味著我國政府全面履行承諾的決心？
湛：中國政府履行承諾，其中重要的一項任務就是規則的制訂要履行承諾。也就是要求未來和現存規則要與WTO規則相一致。
市場經濟是加入WTO的必要條件，為保證自由貿易的實現，保證商品在世界范圍的自由流動，創立公平競爭的環境，我們必須對目前既有的法規規章進行大規模的清理，同樣也包括對地方性法規、部門規范性文件和行政慣例的清理。要改變過去計劃經濟的痕跡，從而真正實現國家對社會事務的管理是真正的依法辦事，按規則出牌。政府職能的轉變就表現在未來政府的職能要通過設定規則，按照規則來管理社會事務。同時要保證規則的正義性，規則的制訂必須強調公民的參與，強調規則的民意體現和規則的科學性、公開性。過去政府眉毛胡子一把抓，分不清主次，對經濟生活干預過多，機構雖然林立，冗員雖然過多，結果往往是弄巧成拙。今后，傳統政府的職能要實現部分社會化，中介機構、行業組織以及非政府組織職能作用應該得到加強，社會公信力應重新樹立。未來社會的管理應該是政府管理和社會自律相結合的模式。
記者：在入世前夕，我國政府已經大刀闊斧地進行取消某些許可、簡化審批手續的工作。我們知道很多政府許可設置都有部門、地方利益牽涉其中，公文旅行式的漫長行政審批手續更是影響了辦事效率。概言之，無論許可，還是審批，都與人們意識深處的官本位思想和局部小利益有切實關系。切膚之痛，難以割舍。入世既對人們的這種思想定勢，又對政府的依法行政提出更高的要求和挑戰。
湛：由于利益關系，很多政府部門、地方濫設許可、審批，以期擁有更多權力行使范圍。這種行政障礙影響到了貿易的自由進行，增加了市場主體的不必要的負擔。我們要通過制訂行政許可法來限定濫設許可的做法，通過立法減少政府不必要的干預。從許可的設定、許可的過程、期限都要有法可依，盡可能實現簡化程序、減少人為因素。從總體看，入世后政府的職責更加明確了，政府的職能配置不再事無巨細，而是更加科學合理。職權和職責更加統一，政府是一個責任政府，其一切違法行為都要承擔責任。為此國家賠償法要予以相應修改，解決其賠償范圍窄、標準低、賠償程序繁瑣不便等缺陷，使賠償與國家的嚴格法律責任掛鉤，以實現對行政權力的有效制約。
記者：過去我們常聽到“跑部錢進”的故事，企業為了盈利必須不斷跑部委，要批文蓋章，求人辦事，非常之難。但今天媒體都開始公布政府部門上門服務，為企業排憂解難。今非昔比，這種差別是不是預示著政府角色的轉變？
湛：加入WTO，無論對行政機關還是行政工作人員，從思想意識到工作方式都是一個全面的挑戰。政府機關要徹底改變過去的衙門式管理，變為依法主動服務。過去很多部門、地方搞服務承諾制，都基于一種自我的道德要求。加入WTO后，外部的壓力使政府部門不能局限于這種道德約束。為此行政程序法的制訂是緊迫的。政府的行為都要承擔相應的法律后果，政府工作人員要強化依法行政意識，其行為要嚴格按照法律規定的程序，盡可能把政府的行政裁量權納入明確的法定程序。強化政府的服務意識，還要強調政府的服務作為，要增加政府服務的主動性：由過去的向政府索求到政府主動提供信息、咨詢及相關的政策；由過去的擺譜、拖時間、踢皮球，顯示其行政權威，變為一種內心深處的便民意識，最短時間、最高效率、提供最優質服務。服務作為意味著一種不違法的前提下，政府對公民權利的尊重，是內化為意識深處的便民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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