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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寧寧：我主要講加入WTO，中國的法律框架和WTO的法律框架怎么樣結合。WTO的法律框架，有一百多個國家都參加了，這個法律框架里面，政府只能做法律授權的事情，此外都不能做，而企業只要不做政府的法律禁止的事情，其他都能做。我們目前的法律制度，跟這個是相反的，我們是政府只要不禁止，其他的都能做，而從企業來說，你只能做政府批準你做的事情，其他都不能做。這樣兩個法律制度是沖突的。我們現在就是要加入WTO這個法律制度的改革，這個是必須要做的，這是第一個，我們的法律制度需要加快改革和推進的第一個
原因。
第二個原因，是我們資本市場的發展。資本市場的發展，一部分就是我們要向民間開放金融市場，就是資本市場，產權市場，包括國有銀行的產權流通這樣一個領域。在這個市場里面，意味著國有產權轉向民營，這個轉的過程，我想在前幾年，我們企業的改革，中小企業的轉移已經差不多了，剩下的都是大企業，大銀行，進入資本市場，進行產權流通和交易，這個過程會引起社會財富在整個社會當中的分配，如果我們不想這種分配進入黑社會，進入地方封建勢力，外國勢力進入這個分配，對他們不利的話，我們必須要改法律制度，我們大銀行，大企業改革的時候，推向市場，變成民營的過程中，我們有兩條路可走，一條就是法制國家的，通過高度透明的，轉向你接受WTO的法律規范，而且我們對于市場交易的這一塊進行非常系統系統的法律規范，這個我們現在是很缺乏的。
第二條道路，是公開的禁止，實際上是暗箱操作，我們的審計部門查處了大量的腐敗案件。對于大企業，大銀行的產權交易，對整個政策的穩定，是一個大的危險。我們只有一條路可以選擇，我們要走上法制的路，法律規范都要列出來，可是我們現在面對的是法律制度的建設，法律建設的質量很差，速度很慢的問題。
今年年初，都在討論要通過基金法，我是搞金融研究的，包括基金法規�；鸱ɡ镂野l現了一個矛盾，立法者，就是學法律專業的人告訴我，經濟學家出的這個點子不能解決操作層面的問題，經濟學家告訴我，法學家提出來的意見，實在是他們不懂經濟，這個法就很難通過，所以今年我整個半年都在研究這個問題。研究了一下，我發現我們必須要進行基本立法和行政立法的分工。
我和一些人的看法不一樣，他們說行政審批制度要減少，行政審批減少不解決問題，比如說現在你要設立一家民營的行業銀行，完全有這個權力，按照國際商的慣例，你完全有這個權力，但是你交了這個申請，人民銀行不會理睬你的，因為沒有哪一套審批的程序，這個審批的程序就屬于行政法規，不是人大的基本立法，是他職責范圍的事情，而且這個事情根本沒做，怎么讓政府做這個事情呢？只有他做了，你才能設立新的銀行，國有銀行的改革才能有一部分賣掉，轉成民營，這是方向，這是沒有辦法逆轉的方向。這個問題怎么解決呢？我想了半天，一定要研究我們的法律制度跟WTO國家法律制度的一個非常深的區別，人大是基本立法，基本立法的任務，是給政府行政部門授權，授權的內容，就是他的財務收支，必須跟它的職能建設是一致的，這個現在我們是沒有的，人民銀行十幾年了，法律里面就是空白。政府各個中央部委的職責設置跟職能建設應該是一致的，而我們是不一致的。干部人事路線要重視專業化的，這個也是沒有的。還有履行職責到位的情況，以及它產生的社會效果，這些都需要人大來監督，這個監督是空白的。另外還有一個職責，就是立法監督，除了監督立法的內容，核心的內容我們是空白，除此之外，我們還缺乏人大的立法監督問題，我們現在要求中央部委編制一個部門預算，說你今年花了多少錢，該不該花，花的錢跟做的事有沒有一致，你那個機構要不要設，能不能設，設了以后有沒有做事情，然后你這個部門的負責人有沒有真正的承擔著責任，有沒有負責把事情做好，這是人大監督的權力。但是現在人大沒有這個權力，或者說人大從來沒行使過這樣的權力，這是空白，我們的一個法律空白。我現在是對照WTO說的，我不是說國內的問題。
只有這個空白填補了以后，人大才能監督中央部委，各個部委去推進它的行政法規的監督，行政法規是企業和市場上的個人直接能夠承受到的政府管理的一些措施，政府管理的措施不可能把很專業的措施放到人大去，現在基金立法本來是證券法以及授權證件會可以頒布的，可以去運作的，可是非要把它拉到人大來，如果人大通過了這個法，我今天這個意見是不讓它通過，人大通過了這個法，將來執行的時候，證監會就說，人大通過的法我們沒有辦法實行，因為市場變了，人大的法應該由法院執行，法院說這個太專業了，我們執行不了。同時，證監會還可以推掉，這是財政部的事情，這是人民銀行的事情，這個法上面，必須有行政法和基本法的分工，行政法是必須向社會公示的內容，這個內容是要社會監督的，而且他的行政必須是依法行政，你自己說的話，公示出來，你總得按照這個去做，這個是行政立法，這部分我們需要加快推進，也是政府職能建設的一個重要內容，我想，這個法的分工，人大的基本立法和政府部門行政立法的分工，這是我們法律制度和WTO接軌的一個核心內容。我今天就講這些。
張燕生：我談談外貿會有什么樣的影響，外資有什么樣的影響和變化，同志們都講，中國入世以后，中國很可能成為全球制造中心，是個什么概念？什么叫全球制造中心？對下一步中國入世的發展會有什么樣的影響？后來我發現，在座的朋友有企業家，有學者，也有一些政府部門的同志，因此我就不想講原來我準備的東西了，我就想用三五分鐘的時間，簡單談一下政府入世以后，可能面臨的挑戰的一點體會。
也就是說，入世以后，確實政府的職能面對著嚴峻的挑戰，所謂嚴峻的挑戰，我們知道，WTO的入世是與國際接軌，就是與規范的市場體制的接軌，現在面臨嚴峻的挑戰，就是現在政府管理的這套體制，基本上還是有很明顯的過去計劃經濟的痕跡，我們政府有關部門在開會的時候，談出的一件一件的事情，讓企業看，都是很荒唐的，很多的事情都是不符合市場經濟規律的，很多東西是不符合企業競爭力提升要求的。包括全球化參與能力的提升，也是不符合的。那么現在面對的幾個問題，我覺得比較大的就是剛才我講的，一個是財稅政策，一個是融投資政策，一個是怎么能夠減少從體制上減少腐敗和尋租，也就是權力要受到約束。第四個，就是入世以后的市場競爭秩序，市場經濟秩序，這幾個問題實際上是非常重要的。我很同意剛才海聞教授講的那句話，入世就是短期、中期、長期，入世以后的五到八年，對中國的經濟利大弊還是弊大于利，是個關鍵，也就是說，五到八年，基本上政府的職能也好，政策也好，調整得怎么樣，適應得怎么樣，代價付的大小，這五到八年是關鍵，過了這五到八年，今后就會比較好了。
從財稅來講，財稅政策和融投資政策，朋友們講，我現在企業融不到資，我企業的稅負太重，我企業現在的激勵是個逆向激勵，這些方面都反映在融投資和財政政策上的問題。那么怎么改？我老是在想，美國出現新經濟，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就是美國在八十年代，出現美國信息危機的時候，很重要的改革，大幅度降低企業稅負。那么我們現在來講，企業的稅負是很重的，我們的支出是不合理的。那么要改，確實存在一個利益。我們在政府部門工作都知道，司局都要有一手硬，有一手軟，光有軟的，沒有硬的，這個司局很難管理。
因此我在考慮，轉變大的趨勢，就是政府要把手里的經濟資源控制權交給市場，交給市場以后，我們二十多年的改革，很多企業發現尋租的機會越來越少，包括計委的司局越來越少，越來越多被撤銷，被合并入世以后步驟要加快，把資源控制權從政府的審批交到市場，那么利益問題怎么辦？怎么解決？實際上要想出辦法，要讓利，要不然的話，財稅問題，融投資問題，核心的體制問題，制約著企業競爭力的問題，恐怕解決起來是比較難的。我就說這么多。
高紅冰：我談談高新技術的問題，我談三點看法，第一點看法，不能是工業、農業、服務業哪些行業，有什么不確定，不管對政府怎么不確定，但是有一點是確定的，加入WTO以后，對高新技術產業的發展絕對是積極的影響。
簡單從兩個方面來看，首先從進口來說，很多加入WTO之前，可能最高的科技不會到中國來，還會受限制，但是放松多了，歐盟的競爭性市場也出現了，我們想進來的一些高科技會逐步進來一些，這樣對改革我們產業結構是很有好處的，我們國家的領導人考慮了很多年的事情。
出口來說，我們高科技本身就占的比重很低，就是百分之十二左右，實際上我們的潛力是沒有發揮的，我覺得我們的高新科技是我國出口逐漸回程為重要的部分，并且中國有條件做到這一點。咱們看到上半年的情況，已經情況很很好，上半年的出口是百分之七，進口是增長百分之十一，我們看到高新技術的出口是百分之二十一點四，進口是百分之三十一點四。上半年的進出口結果也是這樣，我們是虧損的，我們的貿易逆差，大家想不到是在電子方面，電子方面是逆差八十多億，這個是很容易補回來的。但是出口一百五十六億的是大家都想不到的，一個是計算機，一個是電信設備，這個事情大家都覺得是很落后的，如果這樣的話，我們電子方面是很大的前進。東莞已經成為最大的電子城了，實際上高新技術是很有潛力的，這是我的第一點看法，加入WTO以后，我們的高新技術企業會受惠很多。
第二點，實際上高新技術在大家的印象當軸有一個誤區，總覺得是研發，是跟R＆D聯合的，實際上不是的，高新技術那邊很大一部分，可以百分之八九十不是需要大部分投注的東西，日本由窮變富的過程，都是拷貝的過程，只是看你怎么定義高新技術，我們國內有一些誤區，一提到高新技術就是大量的錢投，我們國家做不到，干脆就不做。比如說軟件是很明顯的例子，軟件是高新技術毫無疑問，軟件是勞動密集型最強的一個方面，印度，都是幾萬人，我們大量的人才浪費，都是清華、北大、上海計算機專業的碩士、博士，來做高新技術的事情，實際上我們誤解了，把它當成很高的高新技術，實際上是勞動密集型很強的行業。我們要分成兩種類型，一種確實是通過大量的投入進行研發，跟國家安全、國防，衛星、空間技術這些我們可能要做，但是我們國家在這種情況下，花有限的力量，其實其他的國家也是這樣，一定要發展勞動密集型的高新技術，我們的軟件出口是四十億美元，印度是五十億美元，看看我們的人數，看看我們的征稅，比印度不知道高出多少倍，我們都沒有意識到這一點。我們高新技術還收稅，今年才把關稅由百分之十七降到百分之三，是先征后退的，印度二十多年前都是全部免稅，所以我們要有正確的態度。
第三點，加入WTO之后，隨著環球化的發展，發展中國家，特別是中國這種潛力大大高于其他發展中國家的國家，最有可能受到益處的國家，高科技的一體化，所以咱們國家應該在很短的時間內享受人家這么多年帶來的財富，最低的成本，馬上就能趕上去。說個例子，我做軟件比較熟，花旗銀行要我們做軟件，AIG，美國國際集團，做軟件非常麻煩，幾十年積累的，如果知道技術方面，過去是數據庫，做K，現在已經沒有人用了，但是過去很多大量的信息儲存在里面，都很多年了，不能因為現在的技術把它廢掉，我們現在做軟件就不需要，我們最差的企業，做ERP，最新的數據技術，最好的中間件，它實際上需要兩個技術，做一套先進的，也維持一套舊的，所以成本很高。電信也是這樣的例子，我們連政治上都使用光纜，美國三分之一到百分之四十的都是電纜，過去埋的電纜線，沒有辦法廢除掉，速度的話，到農村一下子就鋪光了。所以我們高科技一定在這方面趕上去，制定一些好的政策之后，很短的時間，我覺得是年就能趕上過去國外幾十年，百年發展的過程，這是我對高科技的一點看法。謝謝大家。
主持人：馬克斯講過一句話，發現二項式定理，是多少在數學家的努力，可是今天學會的話，中學生兩個小時就學會了，在掌握前人的技術這點上，加入WTO對我們來說是很大的機遇，不管是企業還是政府，我們都需要重視這個環節。今天早上有人特別講到引進技術的問題，這是一個很好的機會。下面請馬宇同志發言，馬宇同志是外貿部經濟研究所的研究員。
馬宇：今天各位專家談了很多，企業家也都談了很多觀點，基本上所有的問題都涵蓋到了，沒有什么好說的我想談一點，就是取消對外資的稅收優惠，今年就要定位，馬上就要公布了，題目就是按照WTO的規則，實行國民待遇，所以取消外商投資企業的優惠。但是實際上，這里面有一個很莫名其妙的錯誤，我個人有一種看法，WTO我們的談判做了哪些承諾，每個關稅怎么降，過渡期怎么安排的，這個公布不公布的是政府的事情，現在是絕密也是政府的事情，但是WTO基本的規則和協議，已經是公開的東西，比如說國民待遇，就是一個最基本的原則，為什么到現在為止，我們復關入世搞了十五年，基本的概念都沒搞清楚，居然國家出臺大政策的時候，會出現概念性的錯誤，我覺得很奇怪。國民待遇指的是什么？到底是什么概念？是不是取消稅收就是國民待遇？假如我們對外國投資實行一定的優惠政策，是不是違反國民待遇？這是很奇怪的現象。假如是為了適應各類企業平等競爭，為了適應WTO以后的競爭形勢，我們實行國民待遇，一視同仁，這樣沒問題，但是千萬不要拿著WTO的規則說我們要國民待遇。
很多同志談到，加入WTO，有很多有利的因素，也會有一輪新的外資的高潮，我個人的看法是不敢樂觀。我們可以看一下，前幾年，就是九五期間，我們引資的形勢是非常非常糟糕的。最簡單的例子，亞洲金融危機以前，我們吸引外商投資在全球跨國投資的份額占高最高百分之十三點幾，去年低，我們占全國市場份額不到百分之四，連以前的三分之一都不到。這種情況下，我們很難解釋為什么會出現這樣的情況。按說我們都知道，全球都是哪個地方的回報高我們去哪里，并且說亞洲金融危機之后，我們最不受影響的，我們最低的沖擊，可是就在金融危機以后，我們跨國投資的份額大幅度下降，九七年，平均增長是百分之四十以上，我們國家是負增長，我們去年是四百零七，前年四百零三，今年回聲也就是四百八左右，為什么我們百分之七，百分之八的增長率，為什么我們的環境這么穩定，我們的政策這么好，但是外資沒有把我們作為投資的熱點，起碼不像九十年代初選擇中國作為主要的投資點，當然這里面我們可以說出很多理由，包括我們購并的問題，方式的問題，包括相當多的產業限制的問題，但是實際上我們也可以看一下，我們經濟增長的里，到底是不是實打實的對外商產生這樣的吸引力。
另外，我們的產業政策適不適合外商投資。實際上外商要的是一個很簡單的環境，就是市場環境，我們能不能提供這樣一個市場環境。我們可以騙所有人，我們可以騙我們自己，但是我們沒有辦法騙外商。九七年以后，外商對中國的投資的發展趨勢，對比九七年，我們可以做一點判斷。
第三個，關于沖擊的，我一直覺得這是一個很奇怪的事情，九三年以后，就是鄧小平那次南巡以后，當時復關談得很熱，馬上就出來一個對國有經濟的沖擊問題，當時說一開，這個行業馬上就完了，下崗職工增加，都是喊這個，但是加入WTO，不單單是對國有企業的沖擊問題，我們談的更多的是對政府的沖擊。到底這個沖擊是怎么回事，為什么有狼來了的看法？實際上我個人有一種感覺，我作為一個研究員，我的感覺是，好象這是我們的主流意識，或者主流力量有意識的一種誤導，本來沖擊是對現行體制的沖擊，某種意義上說，對解放你的生產力，解決你的產業的發展有好處的。我們國家最大的發展束縛是來自政府不合理的管制，為什么最后矛頭成了針對企業的，針對行業的，我們給企業出謀劃策，企業怎么樣用，每個行業都分析得很清楚，我們用模型，各種各樣的分析，為什么出現這樣的情況？可是真正沖擊的一部分，我們反而沒有人有意識地研究這個問題。當時張燕生也談到這個問題，政府在這方面也做了一些適應WTO的改革，但是實際上，很遺憾很遺憾，我們這種改革，往往在某種意義上，成為我們不改革不開放的一種借口。大家可以看一下，九三年以后的我們國家的對外開放，實際上是倒退的。九十年代鄧小平南巡以后，我們國家對外開放領域，沒有采取過實質性的對外開放的措施，不管是體制上，還是市場準如上。金融保險、零售、外貿都是鄧小平南巡以后的試點，試點了九年，開放到什么地步了？我們還要在試點開放，包括加入WTO以后，我們還是試點開放，并不是說保護我們的企業，保護行業，實際上恰恰堵住了行業發展的路。
我個人的感覺，實際上不管是政府還是專家，都不可能給企業出謀劃策，老麥肯西臨死的時候都悟出來了，我不可能給你出謀劃策解決問題，并且，我自己也跑過幾家企業，比我們最聰明的企業家，比我們最聰明的政府官員還要聰明，他知道怎么做，知道成本怎么樣核算，怎么樣投資，怎么樣打品牌，但是政府要做的就是兩樣，一個就是創造環境，就是能解放他的發財的欲望，而不是壓抑他的欲望，這是基本的。第二個是保證財富的安全。這樣的話，就出來一個結論，我個人對這種沖擊的看法，恰恰是跟所有的人不一樣的，我覺得這種沖擊是入世的最大的收獲，就是說這種沖擊恰恰是對現有的這種僵化的、封閉的體制的反證，這種沖擊恰恰是中國企業最需要的。我寫了一篇文章，題目是讓沖擊來得更猛烈些吧，這好象有點拾人牙慧，也可能象散文詩似的，但是起碼代表我對加入WTO的一種看法。謝謝。
著名經濟學家和企業家對話WTO(1、2、3、4、5、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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