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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學家鐘朋榮最近出版《勤勞人的經濟學》，作了這樣的論述：要使收入能更好地起到激勵勤勞的作用，一項重要措施就是實行低稅賦政策。
他認為，每個人創造財富的動力不是來自于總收入，而是來自于稅后凈收入。同樣多的總收入，稅收越高，稅后的凈收入就越少，人們創造財富的動力就越小；稅收越低，稅后的凈收入就越多，人們創造財富的動力就越大。
國家收稅的目的，是為了集中一部分資金去干一些必須由國家干的事情。哪些事情應由國家干，哪些事情不應由國家干？這其中顯然有很大的彈性。我們可以選擇一種高稅賦政策，比如每年增加兩千億稅收，由國家辦更多的事情；我們也可以選擇一種低稅賦政策，比如將增值稅的稅率由17%降到10%以下，將所得稅的稅率由33%降到15%以下，讓民間辦更多的事情。
以上兩種選擇，說到底是整個社會的資金誰來分、誰來用的問題。即更多的錢是由財政分、政府用，還是更多的錢由市場分、企業用？
作這種選擇，應當考慮三種因素：一是融資成本，二是資金的使用效益，三是怎樣更有利于調動人們創造財富的積極性。
征稅成本高是顯而易見的。國家花了大量人力、物力收上來的錢——這些都是老百姓的血汗錢，再通過各級財政部門層層分下去，分配的過程就是一個來回的公關過程。為了要這筆錢，大家跑北京、上省城，坐飛機、住賓館所花費的資金，加起來甚至超過所分配的資金。大家為著爭那一個億，所花的交通費、住宿費、公關費加起來可能超過一個億。
為什么那么多人跑北京，為什么全國每個省、每個城市，甚至許多縣市和企業都在北京設立辦事機構，為什么北京的高檔飯店和高檔歌舞廳那么火爆，就是因為北京的資源豐富。北京一不產煤，二不產金，北京的主要“產品”是政策和資金。而這些資金不是北京創造的，是從全國各地收上來的。收上來花了很大的成本，分下去又要花很大的成本。收和分的成本總和，就是國家集中財力的總成本。集中財力的結果，不僅造成北京人滿為患，車滿為患，塞車、污染等問題難以解決，而且也為治理腐敗增加了難度。
國家花那么大的代價集中資金干什么？不就是為了修某條高速公路嗎？不就是為了建某所大學嗎？如果不用這種收和分的辦法來修，而是藏富于民，然后通過股份制，采取人民公路人民修，人民大學人民建的辦法，讓老百姓直接向這些項目投資，顯然會減少很多中間環節，從而會節省一大筆收錢和分錢的成本。
選擇高稅賦政策還是選擇低稅賦政策，除了比較融資成本外，還要比較資金的使用效益。高稅賦政策的結果是，把企業賺的錢收到政府，交給政府官員去上項目，去辦企業。低稅賦政策的結果是，將更多的錢留給那些會賺錢的企業家自己花。那些賺錢多的企業家，說明他本事大，說明他無論投資決策還是經營管理的水平都比較高。既然如此，那就少收一點，將更多的資金留給這些人花。由這些人選項目，應該比廳長、局長、市長們選項目的水平高。因為他們的職業就是選項目，經他們選的項目，一般不會出大錯；而市長的主要工作是一個地方的社會管理，光這些社會管理就夠他日理萬機，選項目只能用業余時間來做，業余的當然不如專業的。
除了選項水平外，還有花錢的感覺不一樣。企業家所花的錢是自己賺來的，賺錢不容易，花錢自會精打細算，亂花一分錢都會心疼。而政府官員所花的錢是上面分來的，或者從上面要來的，或者從企業收來的，就是一個責任感再強的政府官員，他在花錢時也很難有企業家那種感覺。
將資金集中在政府，還是將資金藏富于民，二者最大的區別，在于創造財富的激勵機制的差別。
張先生夫婦辦了一個小小的企業，一年賺10萬，如果其中8萬元都作為稅費交給了政府，張先生夫婦就沒有多大的動力把企業辦得更大。今年他們每天工作10小時，明年他們就不想那么累了，明年準備每天工作8小時，反正賺多了也不是自己的。如果張先生一年所賺的10萬元，其中只有2萬元交給政府，8萬元自己留著，兩口子就會商量，把企業再辦大一些，自己再辛苦一些，今年每天干10小時，明年每天干12小時。
在這里，我們要轉變一個觀念，即認為放在老百姓那里的都是私人的錢，只有收上來，收到國家財政那里，才是社會的。其實，國家少收并不等于老百姓都用于消費，而是買了那些公路、電站之類項目的股票或債券。結果，放在老百姓家中的只是個虛擬的東西，只是一張紙，真正的財產是公路，是大型項目。這樣，國家該上的項目并沒有因減稅而受影響，但老百姓家中因多了一張“紙”——股票或債券，這張紙成了他們進一步創造財富的巨大動力源泉，因為他們會感到自家的財產因全家人的勤勞和節儉而增加。
結果，整個社會的項目越來越多，每個家庭所持有的紙——債券或股票越來越多，在這些“紙”的推動下，人們創造財富的動力有增無減，整個社會的財富就會越來越多。（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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