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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了本報9月21日關于世貿專家的采訪，程大為發E-mail給記者，她說雖然我沒有參與中國漫長的復關入世談判，但想以一個從國外歸來有國際經歷的人的眼光，讓中國的百姓了解一個比較真實的WTO。更確切地說是我對中國入世之后的一點擔憂。
-印度入世后沒人會打官司
入世后，我們的道路并不平坦。中國只是得到了參加游戲的入場券。
去年，我隨中國教授代表團訪問日內瓦WTO總部的時候，印度第一位駐WTO的律師講述了印度是如何打入世后的第一個官司的。印度作為發展中國家加入世貿組織后，沒有能打WTO官司的人材，而請歐美大律師，一個上午就要1萬多美金，實在請不起。怎么辦？這位律師急中生智，花了較少的一點錢雇傭了WTO大律師的小秘書幫助提供信息。小秘書成天在大律師身邊，耳濡目染，對WTO官司這一套早已爛熟于心，結果也照樣幫印度人打了官司，而這位跟著學習的印度人就成了本民族的第一位WTO律師。這個“低價學藝”的故事反映出了發展中國家入世后在人材和財力上的尷尬。
印度是一個和我們國家發展程度、人口數量很接近也很相似的國家，都是人口大國，都是亞洲國家，從印度的經歷中我們可以得到許多啟示。
-中國企業理解WTO的人不多
我的老師GEZA，是烏拉圭回合服務貿易總協定(GATS)的鼻祖，他從政府崗位上退下來之后發現多少年來WTO都是官員在談，沒有一個學者在談，談了40多年下來，從表面上來看，只是一紙協議，沒有形成一門學科，專門培養這方面的人材。
我從國外歸來也是為了中國培養WTO人材。我現在感覺，在中國對WTO可謂路人皆知，我八歲的兒子也知道。但我再問深了，WTO對你的生活的意義是什么，你如果遇到了問題，如何用WTO去解決，那就沒人知道了。中國談了十幾年的復關入世談判，除了龍永圖等少數官員，中國的WTO人材其實還是很少很少的。
今年4月份中日之間的貿易糾紛拖到現在沒有解決，如退一步拖到中國入世之后，那么誰去解決？中國有沒有一個重量級的英語說得特別流利的人，不但要懂得中國的法律，還要懂得日本的法律、WTO的法律。從不同的角度找出切入點，我覺得還是有難度的。
人材滯后在企業這一級更為突出，你去企業看一看，理解WTO的人是很少的，我跑了中國沿海的一些城市，像寧波、廈門、上海都是私人企業最活躍的地方，但跟他們談WTO都很茫然，雖然都知道WTO，但入世與我有何相干，都覺得WTO離自己非常遠，摸不著，對WTO有一個很大的距離感，這讓人覺得很尷尬。
-世貿規則學不明白會被人欺負
這就涉及到多哈會議，如果多哈會議同意，下一輪全方面的會談即將開始，中國作為正式成員國，在制定游戲規則的過程中，要參與其中。WTO本身在努力提供一種相對公平的環境，一是協議本身越來越具有公正性和法律性；一是貿易爭端解決機制的設立使每一個成員起碼都能站到法庭上去討回公道。對違背WTO原則的國家，這是一個懲罰性的措施。
既然是中性的，誰都可以利用，你學的明白你就會占便宜，學的不明白就可能被人家欺負、玩弄，對于中國這是一個艱巨的任務，所以我不談機遇挑戰，只講規則，講究“摳字眼”。就說中日貿易沖突，如果我是其中的受害者，我要是懂規則，第一步我會分析政府如何反應這個案子，日本人有什么漏洞。他們入世之后第一次使用緊急性措施就選擇了中國，這有什么背景？后來我讀了日本交給WTO的一個初級裁定報告，發現日本人在這個報告中要求實施緊急性措施的論據是站不住的。有一個指標是中國的大蔥進口到日本，造成日本失業率上升，但日本失業率上升可能跟你日本本身的經濟形勢有關，與中國大蔥并不是有直接關系。因果關系并不直接。這時我就可以要求政府采取最強硬的態度，實際上我們的政府也是這樣做的，對日本采取了報復性措施。為什么我們可以這么做，就是因為我們對他這個裁定報告的了解。你要知道這些就會在各種貿易戰中坦然面對。走到哪都無所畏懼。
-決議草擬好了，代表一無所知
1999年我作為WTO的工作人員參加了WTO西雅圖會議。給我最大的感受是不平衡。
參加會議的人員其中羅馬尼亞去了3個人，非洲一些國家就一個光桿司令。中國作為觀察國去了23人，美國去了100多個，日本去了88個政府代表，還有一個大的企業財團近200多人。
讓發展中國家代表感到意外的是，會議日程和內容的變動根本不征求他們的意見。甚至決議都草擬好了，發展中國家代表竟然一無所知。
去年我去日內瓦見到WTO總干事穆爾，他也承認這個問題。WTO一般每年平均2000多個會議，每個工作日召開10個會議，對于一些國家而言根本沒有能力去參加所有的會議。WTO是一個非常好的組織，但進入WTO思想上要有準備，我們是在一個什么位置上做準備，從這個代表人數上大致能反映出來中國其實處在一個中等偏上的位置。我們有差距，中國成為正式成員后一定要保持清醒的頭腦。
-從雙邊到多邊入世只是第一步
穆爾跟我見過幾次面，有一句話給我印象最深，他說中國入世之后最不適應的是從雙邊到多邊的不適應。中國以前沒有參加過區域性協定組織，只有一個APEC,還是論壇性的組織，不是實際的經濟實體。一直比較習慣雙邊的經貿關系的中國，到了WTO之后要面臨一個多邊的環境。比如說如果中國這個燈泡有傾銷問題了，美國起訴了，緊跟著歐盟，十幾個國家，第三方也都會過來一同起訴，要面對許多國家的利益要求。
這要求做這些工作的人要同時懂美國、日本歐盟等國家的法律，你才能處理好這些問題，中國的外交家，中國的企業也要學會在多邊的談判中“結盟”，如何聯合起來對付某一方的問題。中國入世只是萬里長征走完的第一步。龍永圖已經簽了字，企業的目光要深下去，要把目光轉向務實。談如何在這種條件下玩這些東西。
-文／本報記者賈紅兵
-背景資料-
程大為博士，女，33歲。現任中國人民大學國際經濟系教師，國際商務外交項目中國中心執行主任。曾作為富布萊特學者在美國斯坦福大學、蒙特雷國際問題研究院進修、學習，并獲美國商務外交碩士學位。1999年作為世界貿易組織(WTO)的工作人員參加了WTO西雅圖第三次部長級會議。2000年作為首屆中國教授代表團成員訪問WTO日內瓦總部。已經發表和WTO相關的論著30多篇。《經濟日報》WTO案例專欄的專欄作者。創辦中國第一個培養WTO人才的研究機構“國際商務外交中心”和WTO資料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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