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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識分子的重大責任在于明確地把危機普遍化，把特定的種族或國家所蒙受的苦難賦予更偉大的人類范疇，把那個經驗連接上其他人的苦難。知識分子的職業(yè)，是一種充滿精神冒險的痛苦的職業(yè)，即智慧的痛苦。一個知識分子如果不與現實世界中的苦難和危機發(fā)生任何關聯(lián)，有智慧而無痛苦，勢必蛻變?yōu)橐话銓W者和文人。
——薩伊德
“種種不合理妨礙了一個國家財富的創(chuàng)造、積聚，并造成已有財富的被浪費，最終結果導致國家貧血”
茅于軾說，中國為什么窮？革命者、政治家、學者和一切懷著“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人都會思索這個問題并得出自己的答案。作為搞經濟的，我在《誰妨礙了我們致富》一書中和我平時的觀察中列舉以下妨礙我們致富的司空見慣的事情——
你跑步追趕公共汽車，剛要跨上車門，售票員卻把門關上了；
你沒在信封上寫上郵政編碼，信被郵局退回來；
大街上有人吵架，圍觀者眾，因而阻塞交通；
紅燈搶行，岔路口亂作一團，彼此動彈不得；
執(zhí)法人員把亂設攤位小販的貨物掀翻在地，甚至把小販的三輪板車扔上卡車拉走；
開會時因某人遲到，大家等上十幾分鐘或者更長時間；
街上的坑挖了填、填了挖；
只植樹不養(yǎng)樹；
收款單位貼出通告，請顧客自備零錢；
假冒偽劣產品霸市，貪官污吏中飽私囊；
置個人利益于國家利益之上的壟斷行業(yè)——水利、電力、郵政、通訊。
某市限定了供水量，若超出定量則繳納數倍罰金，此規(guī)定，使個別偷水現象演變成普遍，即水流而表不走。我曾在該市看見工人在制作一種精密水表，說是防止偷水用的。如果該表上市，讓老百姓強行購買的話，集體不道德行為將導致集體利益受損，霉運均攤在每個人頭上。此為損國不利己之一。
之二，郵局規(guī)定印刷品內不準夾信函，因而，郵寄印刷品時不準封口，要檢查。如果寄書，與書有關的信則需另裝信封。這樣，分撿、投遞一次完成的工作量要增加一倍。這項損國不利己的規(guī)定可造成國民經濟損失上千萬元。
損人損國即不道德。道德水平高，社會成本低，就是說，社會的信用度越高，富裕程度越高，德國地鐵既沒售票又沒檢票，乘客自覺買票。高信用度使人力用于更需要他們的地方。反之，一個道德低下的社會，動用法律這個代價高昂奢侈品的次數越高。
刑事犯罪是顯性的破壞法制，不健康的不利于社會進步的書報刊，它的犯罪是隱性的。它的出版暫時利于作者、出版社、銷售者，而損害長遠的是社會肌體。逃不掉的是，生活在社會中的每一個人都要為社會傷口的愈合付出代價。壞書造成社會思想化膿，購物券導致國家經濟失血。
上述例子只是妨礙中國致富河流中的幾滴水，它們的共同特點是妨礙了一個國家財富的創(chuàng)造、積聚，并造成已有財富的被浪費，最終結果導致國家貧血。這類事情，追根溯源，每個人都有使國家致富或變窮的責任。那么，改變一下你辦事的習慣，國家財富就會有所增加，從而，你所支付的同樣勞動就會得到更高報酬。就是說，一個人物質生活的豐欠，不僅取決于本人所創(chuàng)造的價值的絕對量，而且還取決于同一個社會中其他人的工作質量和效率。例如，中國醫(yī)生一天之內的門診量比美國醫(yī)生多數倍，但待遇少數倍。于是，有醫(yī)生移民發(fā)達國家。發(fā)達國家的勞動效率使他得到合理的高收入。
從經濟學觀點分析，種種人為使然的不合理使生產潛力得不到發(fā)揮，人們的勞動沒用于生產，而是用在了抵消別人勞動成果的努力上，還有浪費普遍存在。
這些點點滴滴的磨擦因為滴漏了國家的財富，也妨礙了個人致富。所有致富人的口袋中，最癟的是農民，貧困地區(qū)的農民。他們因為貧困，處于事實上的二等公民地位。劃分等級的社會，是不公正的社會，有良知的知識分子不能熟視無睹。作為搞經濟的，是有責任的。
1993年，他開始了“以好帶壞”的責任實驗，即以“民辦小額貸款”的方式使農民口袋鼓起來。
“一是出于道義上的責任；二是通過這種方式了解農村”
1993年9月，茅于軾將個人現金500元交給山西臨縣湍水頭鎮(zhèn)龍水頭村教師雒玉鰲。茅于軾嘗試用民辦小額貸款的方式幫助農民救急解困、脫貧致富。他說：“一是出于道義上的責任；二是通過這種方式了解農村。”
“城市家庭是消費家庭，需要儲蓄，農村家庭是生產單位，需要資本。把城里的儲蓄變成農村的資本。”茅于軾欲以此方式實現“縮小城鄉(xiāng)差別，緩解社會矛盾”，達到人類平等、共同富裕的理想。
那么扶貧對象的條件？茅于軾說：“一、有資源；二、有勞動力；三、愿意勤勞致富。”
基金分兩種。一是扶貧基金，二是付息基金。付息基金利息每月1%。茅于軾問雒玉鰲受貸者能否承受？雒答，在貸不到信用社資金的情況下，私人高利貸盛行，最高利息達到15%。我們只有1%的利息，要借錢的人自然會轉向我們。茅于軾規(guī)定基金用途主次：教育、醫(yī)療、生產。鑒于茅于軾的社會知名度和熟悉者對他的信任度，他身邊逐漸聚集起助他實現理想的群體——有不求回報的扶貧資金捐助者，如新加坡一普通工薪人員交茅于軾一萬元，明確專款專用于龍水頭村教師工資發(fā)放，每月220元。大連一教師出資11500元，茅于軾捐助20000多元。扶貧資金除外，還有能拿每月6%利息的投資者。8年來，城市儲蓄源源不斷變成農村資本，迄今達11萬元。茅于軾說，8年間共貸出514次，其中醫(yī)療貸款109次，教育貸款7次，生產貸款398次。還貸情況良好，有推遲還款的，但沒有賴賬的。1996年，茅于軾在龍水頭村調查借貸、管理情況。借款人對茅于軾表示：“公家的錢可以不還，茅老的錢要還，這是你私人的錢，私人的錢是辛苦錢，要還。”特別是讀書的錢，農民對孩子的教育是：“上學的錢是借來的，要還的，你要好好念書。”
8年來，茅于軾每兩周給雒玉鰲寫封信，告知集資情況和問詢借貸管理事宜。雒玉鰲一一匯報。茅于軾的每封信，龍水頭村民識字的自己看，不識字的雒玉鰲念給他們聽。城市文明、市場經濟概念、為什么要納稅、人類平等、公正的思想逐漸滲透著小山村。最初，農民很不理解茅老的“男女孩子讀書，女孩子貸款優(yōu)先”的思想。茅于軾在信中闡述：“若想提高農村人口素質，母親素質是關鍵，因而女子讀書是擺脫愚昧、提高素質的關鍵。”農民是否能理解這樣的話，茅于軾說：“理解是時間問題，幫助農村女孩受教育是城市人應盡的道義。”
“不是把你們頂上了天，是平等”
今年7月，雒玉鰲第一次進京第一次進城。他向媒體介紹基金給龍水頭村帶來的變化：8年前，村里只有一臺黑白電視機，現在家家普及。還有12臺VCD、6部手機。女孩子讀書比例逐年增加。農民使用基金從事生產的回報率100%。隨著物質文明的提高，精神文明的變化是，打麻將的沒了，大家都忙著掙錢。去年，龍水頭村民3天之內交齊稅款和“三提五統(tǒng)”款項。
試點成功了，茅于軾總結出五點：一、扶持了有生產能力而無資金的人；二、遏制了高利貸；三、6%的利息使城市人的儲蓄比存在銀行合算；四、政府增加所得稅收人；五、救急不救貧的錢改變著農民習慣性的等靠要的懶惰思想；六、緩解了社會貧富矛盾。茅于軾的理想在龍水頭村得到光明印證，他欲使理想擴大化。
1996年，茅于軾將籌集到的5500元交給班家洼村某村民，期望他像雒玉鰲一樣讓他放心。但結果是，該基金成為該村民去太原打工的資金。政府也曾想將龍水頭村的成功經驗推而廣之——給某村干部2000元基金，該干部私吞基金的結果令茅于軾憤怒而遺憾。于是，出資者慶幸，茅老找對了雒玉鰲，雒玉鰲難得。結論是：難得之人成了民辦小額貸款成功的條件。茅于軾的認識是，雒玉鰲不具普遍性，偶然的信用保證不能替代必然的制度保證。“建立健全民辦小額貸款的制度是推廣普及的關鍵，”他說：“現在面臨的問題是如何把這項個案研究變?yōu)榫哂衅毡椴僮饕饬x的制度來推廣。”特別是最近一薛姓青年的來信讓他呼吁推廣的緊迫性。
緊鄰龍水頭村一薛姓農民的母親因病去醫(yī)院，因沒有1000元押金，回家了。很快，薛母病故。薛姓青年致信茅于軾：“難道我的母親就值1000元嗎？……假如我村也有基金，我的母親是不會死的。”最近，茅于軾給中專文化的薛姓青年在北京找了工作，不久他將進城。據國家發(fā)展前景預測，60%的農村人將成為城市人。茅于軾說他只是幫助年輕人提前進城了。茅于軾要薛姓青年學普通話，普通話是和城市人溝通的第一步。
“縮小城鄉(xiāng)差別，”茅于軾說：“不僅是物質上的脫貧，精神改良可同步進行。”茅于軾一手輸送資本金，一手教村民在缺水的環(huán)境中如何保持個人衛(wèi)生、如何膳食合理化、要吃碘鹽、優(yōu)生優(yōu)育、植樹造林、學說普通話，特別要學會說“對不起”、“謝謝你”、“請原諒”。人和人之間要平等交往，不能見官就怕，見民就欺。
雒玉鰲回鄉(xiāng)后，8月8日致信茅于軾：“北京之行，對我來說是人間天堂的幸福，只感到消費太高。”雒玉鰲感慨：“城市人沒有錢不能活，農村人沒有錢能活。”因此，他呆在旅館里不敢上街。他在信中感謝茅于軾：“您老、湯敏先生、央視人員給我們豐盛的待遇，把我們頂在天上了。”茅于軾回信：“不是把你們頂上了天，是平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市場競爭中有同樣的打分規(guī)則，道德判斷沒有貴賤之分。”雒玉鰲曾對茅于軾家的抽水馬桶表現出不可思議和羨慕，“我們吃水都困難……”茅于軾看在眼里，他擔心：“怕從小在缺水環(huán)境中長大的雒老師思想上有變化……”因而，對現已是村黨支部書記的雒玉鰲，茅于軾有意提醒：“你要注意以平等的態(tài)度對待村民，時刻警惕滋長惡劣的村霸作風。”8月22日，雒玉鰲回信：“感謝您再一次提醒對人要平等的態(tài)度。”“昨天，臨縣人民銀行受山西省人民銀行委托來我家了解‘基金’一事，從他們的說法中看出想介入此事，想修改‘基金’做法不完善的地方，同時進行監(jiān)督。我認為這樣很好，您老意見如何？”
“別人的窮困并非與我無關”
現年73歲的茅于軾，對“基金”有很多想法。但感覺體力一年不如一年。8年前，他有扶貧之心亦有力，如今是有心無力。其心愿，在周邊地區(qū)辦培訓班，請雒玉鰲介紹管理經驗，建立完善基金制度。城市方面，茅于軾建議退休老干部、政協(xié)委員牽頭集資。他憧憬：“每個省有10個老同志干這事，農民脫貧致富的速度會加快，城鄉(xiāng)差別會縮小，社會矛盾會緩解。”
“別人的窮困并非與我無關。”茅于軾多次強調此話并舉例：“美國中產階級有三分之一家庭每月出20美元援助窮人。以好帶壞，使之平等是文明是道義。”中國貧困地區(qū)的農民因為貧困，處于事實上的二等公民地位，地位的不平等使貧困的更加貧困，積累的矛盾愈發(fā)深厚，茅于軾所做的不僅是一個經濟學家應盡的道義，更是從整個人類社會進步、治國安邦、富國強民的大意識中思考并付諸行動。
龍水頭村是他付諸行動的一大步，其他點滴小事亦印證著他的思考。今年，茅于軾去西部某市講學，他提出一以貫之的條件：不要隆重接待，要節(jié)省，一切從簡。理由是，你的一丁點享受能導致西部褲帶緊上加緊。他乘坐的政府車輛經過道路收費站時免費通行。據他調查，當地政府車輛不交買路錢。由此，茅于軾聯(lián)想他到東南部考察，記憶中沒有不交費的事。因此得出，貧富差距之因，一市場，二特權。政府建立制度破壞制度的特權思想是導致貧窮落后的原因之一。之二，特權思想導致人民對政府的信任度降低。西部大開發(fā)中茅于軾強調“特別要警惕資源配置問題，是權力配置還是市場配置。如果資金大多集中在政府手里，人們眼睛盯著政府，市場的發(fā)育成熟將荊棘叢生。”
克己富民，貫穿在茅于軾的行動中，如他拒絕小車接送，理由是：來回空跑，不經濟不環(huán)保。多少人勸他，年紀大了……他不解釋，只說，你們不懂。飯桌上，他打比喻：“城里人是有飯吃，沒肚子；農村人是有肚子，沒飯吃。”城里設花壇，建雕像，銀行郵局鋪大理石地面……他認為“填飽肚子”比“穿美麗衣衫”更迫切。
“不管窮人不行，即使有政策，但對窮人沒有有效的致富措施也不行”，欲使窮人翻身，茅于軾呼吁政府采取三種方法：一、大規(guī)模的收入再分配；二、提高富人的生產能力；三、向窮人直接投資。民辦小額貸款，在這條切實可行的消滅城鄉(xiāng)差別的道路上，茅于軾呼吁民間有社會責任感的老同志發(fā)揮余熱，與他同行。文／本報記者李彥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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