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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本報記者鄭小蘭/文
在數以十萬計的學子們苦攻托福、雅思的時候，已經有越來越多的留學生們收拾行裝返回祖國。進入機關、大學和企業，成為中國經濟的中堅力量。很難再用一個簡單的“愛國主義”概念來詮釋他們的行動。中國經濟迅猛發展、城市環境日新月異，北京、上海和深圳，正與紐約、洛杉磯、香港一樣，成為具有吸引力和挑戰性的工作地點，這一切都讓他們感
到親切、自然和充滿朝氣。也許若干年之后，當我們不再驚奇于留學生甚至洋人成為同事朋友時，中國就真的與世界同步了。
夏躍坤劉敦和共舞金蝶
七月的一個夜晚，金蝶國際老總徐少春做東舉辦了一個小型PARTY，說是與四月份同去美國招聘的深圳各方面人士聯誼，其實多少有點向同伴們炫耀之意：金蝶已捷足先登，獲得了兩個“戰利品”——從美國歸來的留學生夏躍坤和劉敦和。
身高一米八幾的夏躍坤，說話不緊不慢，有著上海人特有的細致和謹慎。他其實是個老深圳，1989年從同濟大學研究生畢業后就來到了蛇口，在招商地產工作了九年。三年前他才自費到美國西北理工大學攻讀計算機碩士。
在美國讀書期間夏躍坤就在兩家公司做過網絡設計以及過程教育系統開發等工作，按說找個工作不是難事。但是，內省成熟的夏躍坤很清楚自己想要些什么：“人活著意義是什么？在美國你可能成為百萬富翁，但你的生活不可能有什么改變，華人很難融入當地主流社會。”
夏躍坤有一個深切體會，美國人始終認為中國人去美國就是為了淘金，從某個程度上，美國的華人軟件工程師有點像菲傭在香港的地位，盡管你受過高等教育，仍然是低人一等。“在美國很難有成就感和自豪感。”夏躍坤說，今年三月中美軍機相撞之后，他更堅定了回國的信心。
與眷念故土的上海人不同，夏躍坤更喜歡生活過九年的深圳，“深圳人文環境好，大家都是移民，城市包容度很高，而且辦事效率也很高。”夏躍坤對深圳的選擇自然而然。去美國前，他對在蛇口成長起來的金蝶公司就有所了解，后來又從網上了解到這是一家香港創業板上市公司，發展勢頭迅猛。但真正打動他的是今年四月深圳在美國舉辦的那個招聘會。
有兩件事至今還讓本來是隨便去看看的夏躍坤記憶深刻，一是李德成副市長很有耐心的與每個要求合影的留學生拍照；二是金蝶總裁徐少春始終是站著與留學生們交談，他的禮貌誠懇讓人感到這是一個胸懷博大的企業家。
與前兩年IT留學生回國創業不同，夏躍坤從來沒有這個念頭：“人與人是不同的，有80%的人會與我選擇一樣到大公司上班。”從他在金蝶工作體會而言，深圳工作節奏甚至比美國還快，夏躍坤戲稱很多美國公司吃的都是資本主義的大鍋飯。
當然，三年美國生活也在某些方面影響了夏躍坤的人生態度，比如說“拿了老板的工資就應該為老板好好干活。”再比如：“人活著不能為了掙錢而掙錢。”
一個月前見劉敦和時，他還是一個金牌王老五，一個月后他的無名指上已套上了金色的指環。在深圳，劉敦和不僅找到了滿意的工作，還建立起了幸福家庭，這個速度倒是很有點深圳特色。
同夏躍坤不同，劉敦和其實已是一個美國公民。1989年他從中國石油大學研究生畢業后到美國休斯敦大學學習計算機科學，先后在美國宇航局和幾家軟件公司工作。盡管德州的經濟不如加州，但像劉敦和這樣的學歷拿到年薪7萬美元不成問題。
在美國生活了近12年最終還是選擇回國，多少讓人覺得有些詫異。但回國對于劉敦和來說是一個經營已久的計劃，“如果不嘗試一下，我可能后悔一輩子。”為了減少麻煩，他甚至在美國一直沒有結婚。
劉敦和講了這樣一個親眼所見的故事，他鄰近的一間美國公司里有很多華人，平常大家說說笑笑與白人相處倒也融洽，但是有一天中午，當這群人從餐廳電視中看到美國轟炸中國大使館的新聞后，華人與白人頓時分成兩大陣營，出門后互不搭理。
“其實在這個世界上，種族永遠高于國籍，國籍可以改變，但種族無法改變。”劉敦和說，美國技術人員中的10%是華人，但管理人員中華人連0.1%都不到，你的英語講得再好，人家還是把你當外國人。而在美國大選中，投票人肯定只投與自己同種族的候選人。劉敦和笑言，如果美國華人人口超過了總人口的50%，我就可以不考慮回國了。
選擇深圳劉敦和并非是一時沖動。他曾經比較過香港、上海和北京，上海人排外，北京人官味太重，而且自然環境不好，而香港的擁擠更讓他失望。“深圳是中國唯一的一個不讓自己覺得是外地人的城市，深圳的深南路比美國還要漂亮。”
隨著那斯達克指數的下挫，近年來美國經濟已開始衰退，劉敦和認為加入WTO以后未來八年將是中國經濟發展的黃金期，“我很幸運，趕上了美國經濟發展的黃金期，現在回國又可以參與到中國經濟發展的黃金期。”
與金蝶初步接觸后，劉敦和覺得這家民營企業與美國公司的辦事作風差不多，而且金蝶待遇不錯，在金蝶可以繼續做自己的事，發揮技術所長。這讓他放棄了自己創業的念頭。
25歲就漂泊海外，已介中年的劉敦和掩飾不住新婚燕爾的快樂與滿足。
“深圳會是你最終的選擇嗎？”
“我希望是這樣。金蝶是我國內的第一份工作，我得好好干。”他說。
胡學華插秧博士
盡管去之前已做好了思想準備，但是見到胡學華與兩個同事擠在一間不足20平方米簡易平房里辦公，還是不免暗暗吃驚。
這是中國最大的生物制藥企業——深圳科興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正在建設的北大生物谷工地。胡學華的身后，一座漂亮的科研大樓正在進行最后的內外裝修。
“今年底就可以搬到新大樓了，”胡學華的語氣里充滿了喜悅和期待。三年前，當胡學華做完博士后工作從美國來到科興時，這里還是一片荒草地。
也就是從那時起，胡學華總是不斷地被人問到這樣一個問題：一個美國普林斯頓大學的化學博士，為什么要放棄年薪至少10萬美金的優厚工作回到中國？為了找到答案，這些年來有不少記者甚至跟著胡學華回到江西老家進行同吃同睡同行的貼身采訪。
胡學華的成長歷程是一個中國放牛娃成長為洋博士的經典故事，這么多年之后，胡學華依然難忘1993年那個炎熱的夏天，他幫父母種完家里的最后一垅稻，才懷揣著借來的200美元和機票飛往美國。
同大多數生長在農村的同齡人一樣，胡學華小時候家里特別窮，六口人擠在一間不到十平方米的漏風漏雨小屋，上學之余還要幫著家里種田澆水打草。據說，早在上中學時，胡學華就在故鄉——江西南昌縣尤口鄉小有名氣，這不僅因為他是縣里重點中學的高才生，還因為他是一個插秧能手。
窮人的孩子早當家。艱苦的生活讓胡學華變得堅強而上進，1986年他考入了中國科技大學化學系，五年之后，研究生還沒有畢業的胡學華又考入與哈佛齊名的美國著名學府——普林斯頓大學，這里也是20世紀最偉大的科學家愛因斯坦后半生研究和生活的地方。
在普林斯頓胡學華因成績優異，一直拿著高額獎學金，除了分內的助教工作，他用不著去校外打工，五年的留學生涯過得充實而又無憂無慮，胡學華一路順利地拿下碩士、博士學位。
在美國這個重視學校品牌和校友的國度，以普林斯頓大學的招牌胡學華要找個年薪10萬美元是輕而易舉之事。但是，胡學華的心中有一個解不開的中國情結。每年暑假，他都要回國到處走走看看。以至于有朋友見到他開玩笑：“人家回一次國就結了婚把老婆帶回來了，你怎么還沒找到？”
其實，胡學華要找的不是太太，而是回國的去處。胡學華并不否認美國的好處：住房寬敞汽車便宜，環境優美，“只要不傻不笨，誰都可以過上穩定優越的生活。”但是，他周圍朋友們的生活卻讓他感到單調，美國華人圈子很小，除了每周40個小時的工作，周末大家就聚在一起打打球打打牌。“很多家里都有富麗堂皇的大客廳和廚房，可是除了給兒子過生日偶而搞個PARTY，派不上多大用場。”
文化背景不同，與美國人交流中總是有些隔閡，在一個PARTY上遇到一個中國人，聊上五個小時都沒問題，但是與美國人，可能半個小時后就找不到共同的話題。胡學華打了一個比方“阿姨家的房子越漂亮越讓人拘謹，但是在自己家里，你可以打著赤腳，甚至把腿放在桌上都沒問題。”況且，對于想成就一番大事業的男人來說，美國中產階級的生活過于平靜，“無論是賺錢、工作、生活有起有落才有意思。”
對于胡學華個人，也許是家里老大，又一直擔任學生干部，他總有一種熱血青年的責任感，“每年這么多留學生不回國，對于中國和自己貧窮的故鄉真是一種損失。”他說。
胡學華打定主意要回國，因此在美國五年，他沒有去弄綠卡，也不急于戀愛結婚。說起來也許是與科興有緣，因為與科興總經理潘愛華博士長相酷似，由潘愛華的一位學生介紹，他知道了在中國深圳，有一群北大人正在辦一個生物制品公司。1997年暑假，胡學華專程到科興實習了兩個月，他為科興管理層除了工作還是工作的敬業精神所感動。“有這樣的精神和聰明才智，還有什么干不好的呢？”
1998年的10月，做完博士后工作后，胡學華來到了深圳，經過三年磨練，目前出任科興副總經理，主管公司信息和網絡建設。擁有廣泛海外關系和語言能力以及非凡的自我學習能力正是胡學華做這項工作的優勢所在。
胡學華并不反對留學生自已創業，但他認為只需要三兩個幾臺電腦的IT行業更適合個人創業，而生物制藥行業對硬件要求高、投入大、周期長，靠個人自有資金積累太慢。科興公司目前與國外公司相比還比較小，但已是國內生物制藥行業的領頭羊，五年打拚下來樹立起了良好品牌，未來發展前景可期。
至少在目前，胡學華并沒有為放棄美國而后悔，“我首先是不缺錢，其次要回美國并不難。”他不是在吹牛，有幾次辦理簽證的時候，簽證官一看是普林斯頓校友，就與他拉開了家常，有一位甚至問他：“后來我們學校的球打得怎么樣了？”至今，普林斯頓大學還定期給他寄校刊。
“曾經擁有又何必長相廝守”，也許這首歌可以唱出胡學華對美國對普林斯頓的情感。
姚波精算之旅
穿過紅木和古字畫裝飾的廳堂，想像著中國平安保險公司的副總精算師也應該同這里堂皇沉穩的氛圍相稱，是個有些嚴謹、滄桑的成熟男士，誰知見面卻發現端坐在辦公桌前的竟是一位翩翩少年。
其實，十年前從上海移民去美國的姚波(現大多數人都叫他英文名Jason)，已快到了國人所說的而立之年，但是在中國各家商業保險公司的高層中，區區30來歲的年齡可以說還是個小伙子。更何況，經歷了七年的煉獄般北美精算師考試，從美國壽險公司到香港精算顧問公司八年工作。時空的穿梭并沒有在姚波身上打下任何痕跡，一口流利的普通話，笑起來依然陽光燦爛如同純真的大學生。
只有高懸在墻壁上的F.S.A.(北美精算學會會員)和紐約大學的MBA證書可以證明，這是個不同尋常的“青年”。要知道，在全球像姚波這樣的精算師只有不到一萬人，在中國只有不到十個人。1999年美國職業評級歷書顯示，在250種職業中，精算師是最好的職業，一般精算專業畢業的學生其年薪起點為6萬美元，獲得正精算師之后，其年薪不低于30萬美元。
可以不無夸張地說，每個精算師都是稀世珍才。因此，在美國佐治亞州立大學精算專業畢業后，姚波很順利地進入一家名叫R.J. Michalski Inc.的養老金顧問公司，一年后，又轉投Guardian Life Lusurance Company Of American，之后姚波加入瑞士再保險公司。兩年前，姚波來到了香港Trowbridge Consulting精算顧問公司。
姚波是刻意選擇香港工作的。1998年他回到闊別七年的上海，國內經濟飛速發展和生機活力讓他十分震動，姚波感覺到自己有著中華文化背景和語言優勢，在國內發展空間比美國更大。之后，他就對獵頭公司說：“如果不是亞洲的機會，就不要找我。”
說起來很巧，平安保險公司本是Trowbridge Consulting的客戶，合作中姚波對平安保險有了一些了解，讓他印象最深刻的是，平安保險同多家國際上最好的中介公司有合作，而且平安保險還聘請了不少海外人士擔當重任，這顯示出平安高層國際化超前眼光和魄力。他認為平安是中國最好的保險公司。當平安保險公司通過獵頭公司找到姚波時，他沒有多少猶豫就在今年5月加盟。
在某種程度上這是一個雙贏的決定。姚波說：“我本身也需要不斷提高發展，平安給了我好機會參與高層管理。”加入平安四個多月，姚波的工作滿意程度很高。
精算師是保險公司的守護神，作為平安保險總公司的副總精算師，姚波目前的職責主要是協助總精算師和首席財務執行官分析公司決策，承擔風險與收益、對產品與公司的營運作出長期的預測，以及參與研究開發新產品、正確評估責任準備金。
姚波另一職責是為平安保險培養一支精算師隊伍。由于精算在中國只有十來年歷史，盡管中國的學生們很聰明，課本也是用的國外教材，但保險業才發展不久，一些精算理論模型沒有具體實踐只能是紙上談兵。而姚波的最大優勢，就在于他在精算顧問公司、壽險公司和再保險公司等不同性質的公司工作過，見多識廣，接觸的技術廣泛。而且他畢業于美國最好的工商管理學院之一。雖說是年紀輕輕，卻積累起深厚的專業與管理功底。
“跟誰學習很重要。”姚波有一個深切的人生體會，如果在工作中有人能給你多一些指點，多一些幫助，那么你就能更快地進步。因此，他說，他要把自己的所知的一切毫無保留地教給平安的精算人員，盡自己最大努力幫助他們。“我有一個私心，如果他們做到好了，我工作起來就會更輕松。”姚波笑意盈盈，“而且，我不擔心他們會趕上我，我自己也會進步呀。”
在中國渡過了最美好的錦瑟年華，姚波不感覺到與強調儒家文化的平安公司有沖突。但是在姚波看來，國外公司與中國公司還是不太一樣。比如說：國外公司強調個人任何價值，主要是靠股權等物資利益將公司與個人聯系起來，而中國公司更強調團體，靠文化來凝聚人心；從公司架構上看，國外公司較為扁平，而中國公司階梯比較明顯。
姚波認為這主要是因為平安員工隊伍龐大，如果沒有這樣一個階梯和嚴格的管理制度很難管理。“不過，在精算這一塊，我可以扁平一點，提高工作效率。”
自上大學就開始靠打工養活自己的姚波認為，中國和美國教育方面也還存在著很大差異。中國人只強調智商(IQ)即成績如何如何優秀，往往忽略獨立生活能力以及情商(EQ)教育。他最近在看一本名叫“Working With Emotional Intelligence”(用情感智慧工作)的書，他認為，要成為一名成功地精算師，豐富的專業知識固然重要，而待人處世的能力和如何正確認識自己等(他稱之為“soft skill”)有時會在工作中發揮更大的效力，他將在今后對學員的培訓中傳授這方面的技能。
姚波每天工作九個半小時，兩點一線奔波于公司與宿舍之間，業余生活很簡單，對深圳這座城市也沒有太多地認識。姚波坦率地說：“如果要選擇中國的根據地，他更愿意回到上海，那里不僅是生他養他的故鄉，更是中國乃至遠東的金融中心。”
其實，深圳也好，上海也罷，對于姚波這樣國際級的職業經理人來說，都不過是人生的一個驛站，姚波的下一站在哪里呢？也許他自己都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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