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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商周刊記者 李天旭
如果有人問，當今中國，最活躍、最有生機的企業是誰？是我們的民營企業。如果有人問，當今中國，發展新經濟的企業載體是誰，誰應變WTO能力最強，誰最不懼怕競爭？還是我們的民營企業。
如果有人再問，中國最富于創新、最歷盡艱辛的經濟成分又是誰？回答還是我們的民營經濟。
到目前為止，我國中小企業已經超過800萬家，占全國企業總數的97%，占全國生產總值的68%。其中，民營經濟占了85%的份額。
從以上數字來看，中國的民營經濟無疑是強勢的一群，它在國民經濟中扮演著非常重要的角色，成為中國經濟一道亮麗的風景。誰都無法不仰慕它奮斗的輝煌，誰都無法抗拒它生命的美麗。
在競爭中崛起
中國的個體私營經濟曾一度被作為“資本主義尾巴”不斷挨砍，但“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不但砍不死，反而越砍越長，越砍越壯。
改革開放20多年來，中國的民營經濟經歷了四個發展階段。
艱難的起步階段(1979一1981年)。1979年9月29日，中央有關領導在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3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中指出：“目前在很有限的范圍內繼續存在的城鄉勞動者個體經濟，是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的附屬和補充。”1980年8月17日，中共中央在關于轉發全國勞動就業會議文件的通知中明確提出，要鼓勵和扶持城鎮個體經濟的發展。
個體經濟被恢復了，但雇工不允許超過“老祖宗”規定的8個。1980年，廣東的陳志雄承包了幾十畝魚塘，雇請了十幾個人員，被認為是剝削。此事，在《人民日報》上引起一場大爭論，一些學者從理論上論證其合理性，提出應將其作為一種獨立的經濟成分稱為私營經濟讓其發展，也被指為“資產階級”代言人。但是，私營企業家、一些學者、政府官員等社會各界人士始終“咬住青山不放松”。這樣，經過1979、1980、1981年三年的恢復，全國城鄉個體工商業戶從1978年底的14萬人發展到1981年的182.9萬戶、從業人員227.9萬人。
曲折的發展階段(1982一1992年)。1982年9月召開了黨的第十二次代表大會，大會報告指出：“在農村和城市，都要鼓勵勞動者個體經濟在國家規定的范圍內和工商行政管理下適當發展。”同年12月全國五屆人大五次會議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十條規定：在法律規定范圍內的城鄉勞動者個體經濟是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的補充。國家保護個體經濟的合法權益和利益。以黨的十二大為標志，國家關于發展個體經濟的方針基本形成，個體經濟獲得了高度發展。
那時，私營經濟雖然被作為一種獨立的經濟成分注冊投資經營。但是，所有制“歧視”仍未消除，個體私營企業是“私生仔”，是“后媽”養的：銀行不得向個體私營企業貸款，個體私營企業不得擁有進出口權，一些國有、集體企業可以經營的行業和范圍，個體私營企業不得經營——總之，個體私營企業不能與國有、集體企業享受同等待遇。
高速發展階段(1993一1996年)。在此期間，我們難以忘懷的是鄧小平同志在公開場合曾兩次以“傻子瓜子”為例談過的政策不變問題。
1992年，他在南巡中談話中回顧說：“農村改革初期，安徽出了個‘傻子瓜子’問題。當時許多人不舒服，說他賺了一百萬，主張動他。我說不能動，一動人們就會說政策變了，得不償失。”鄧小平這里說的感到“不舒服”的許多人，首先在高層。所以，1984年10月22日，在中共中央顧問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上，他說：還有的事情用不著急于解決。前些時候那個雇工問題，相當震動呀，大家擔心的不得了。我的意見是放兩年再看。那個能影響到我們的大局嗎？如果你一動，群眾就說政策變了，人心就不安了，你解決一個‘傻子瓜子’，會牽動人心不安，沒有益處。讓‘傻子瓜子’經營一段，怕什么？能傷害社會主義嗎？
鄧小平南巡，明確指出中國改革的目標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市場經濟的主體也包括民營企業。民營企業需要的土壤、水分、空氣、陽光、環境就是市場經濟，民營經濟是市場經濟的必然產物。所以，鄧公一句“政策不動”使1994年和1995年，個體工商業出現了高速發展的勢頭。
持續快速發展階段(1998年——)。1998年是黨的十五大召開后的第一年。在黨的十五大精神鼓舞下，個體工商業持續快速發展。截止到當年12月底，1998年，中國的民營經濟(包括外資經濟)在中國國民生產總值的比重已超過40%，迫近一半，其中個體私營經濟已超過1/3；在一些民營經濟發展較快的省、市，如廣東、浙江等，已超過60%；在廣東、浙江、福建、山東、江蘇等省中，已有相當多的市、縣，個體私營經濟已成為經濟主體；廣東省最發達的市——南海市，個體私營經濟的工業總產值達350億元，占全市工業總產值的63.6%(包括外資經濟的占比23.39%)，珠江三角洲的市、縣已接近或超過一半、浙江省的東南沿海大部分市、縣，個體私營經濟所占比重已超過70%，如諸暨市，全市個體私營企業的工業產值328億，占全市工業總產值的85%。
民營經濟看浙江
據經濟專家一項研究成果顯示：中國入世后最初5年獲得的經濟效益中，浙江能享有其中的一成。浙江將成為國內入世后受益最大的省份之一。
為什么會有這樣一個結論？據專家分析，這些巨大的經濟收益，主要來自于中國入世后浙江根據比較優勢在國內外市場上優化配置資源所導致的經濟效率的提高。服裝業、皮革制品業、畜牧業、養殖業和食品加工業這些浙江原有優勢產業獲益最大，出口增加最多。
而這些產業優勢是誰，這些最大和最多又是誰帶來的呢？絕大多數，應該是浙江的民營及個體企業。
有人形象地描述浙江這道獨特的“風景”：一個地區，國有企業、小型巨人、民營公司，齊唱經濟發展大戲；一個城市，大型商場、專業市場、私人店鋪，同譜商貿繁榮新篇；一個家庭，丈夫公職、妻子開店、子女下海，共織美好生活錦繡。
改革開放20年，浙江GDP在全國各省市區中的位次由第12位躍升到第4位；人均GDP從全國第13位升到第4位；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由第8位提高到第3位，成為“經濟強省”、“市場大省”，民營經濟立下了汗馬功勞。
浙江省工商局公布的資料表明，去年，該省民營經濟實現產值3172.7億元，比上年增長23%；實現銷售額3035億元，同比增長14.7%。目前，在全國首批500家最大私營企業中，浙江有112家，總量居全國第一。
民營經濟的貢獻也是有目共睹的：全省財政收入的1／4來自民營經濟；全省90%以上的商業零售、飲食和服務網點由其經營；全省各類專業市場中90%以上的經營者為個體私營業主；個體私營經濟吸納了500多萬剩余勞動力。
浙江的個體民營經濟發端于溫州、臺州地區。隨著改革的深入，全省各地因地制宜，民營經濟各具特色。浙南的個體私營經濟向股份制發展，浙北的農村集體企業也發展出以資產轉讓為主、經營者持大股的各種股份經濟形式，浙江中西部地區崛起了以義烏為代表的民營經濟發達縣(市)，舟山漁業經濟率先完成了股份合作制改造。
浙江的民營經濟的發展也不是一帆風順，它一直是各界人士談論和關注的熱點，褒貶皆有。難能可貴的是，浙江各級黨委和政府面對種種議論，堅持從實際出發，對非國有經濟采取鼓勵、扶持、引導的態度，尊重群眾的創造。
職能部門在市場管理、銀行貸款、稅收等方面給予支持。對于一時看不準、有爭議的，不急于下結論，不急于下“紅頭文件”。地區間不搞“一刀切”，不強求一個模式，而是強調因地制宜，分類指導。
對于民營經濟，浙江省委、省政府下發了許多文件，特別是1993年初《關于促進個體、私營經濟健康發展的通知》下發后，民營經濟加速了發展步伐。在發展民營經濟的實踐中，浙江省委、省政府破除“拾遺補缺論”，立“重要組成部分觀”； 破除“水火不相容論”，立“相得益彰觀”；破除“放手不管論”，立“重在引導觀”；破除“既定比例論”，立“辯證比例觀”的“四破”、“四立”，不但使全省的民營經濟得到了飛速發展，而且還創造了著名的溫州模式。
八十年代初期，溫州人除了人均三分地，啥也沒有，他們是靠白手起家干起來的。溫州模式有三個特點：起點低；自發性強；活力無窮。它產權清晰，動力機制特別強，又徹底面向市場，注意技術開發，緊跟世界潮流。現在溫州幾乎家家戶戶有工廠、家家戶戶有樓房，而且還產生出一批真正的企業家。
位于中國東南沿海的浙江省經過20多年的發展，已成為中國目前經濟最為活躍的地區，國內生產總值和外貿出口總額等均居全國前列。
入世，誰最收益？
數字是最枯燥無味的，但數字又是最有說服力的，數字能反映事物量變和質變的漸變與突變性，從數字的變化中，我們欣喜地看到民營的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2000年，中國的民營經濟(包括外資經濟)在中國國民生產總值的比重已超過一半，在一些民營經濟發展較快的省、市，如廣東、浙江等，已超過60 %；在廣東、浙江、福建、山東、江蘇等省中，已有相當多的市、縣，個體私營經濟已成為經濟主體。中國的民營經濟就是這樣一步步地走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殿堂：從資本主義的“尾巴”——社會主義經濟的必要補充——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正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主體發展。從它跌宕起伏的命運中，這滄海桑田的變化中，我們強烈地感受到時代的巨變。
入世在即。中國的企業要揚帆遠航世界，世界的巨富要逐鹿中國。今年五月，在《財富》全球論壇香港年會上，我們高興地看到，中國民營企業的杰出代表——搜狐網總裁張朝陽先生隆重受邀，在這次經濟巨頭的盛會上，登上論壇臺。我們也看到，在五月鮮花盛開的季節，各國政要和600多位商界翹楚，在匯集湘江的之時，不約而同地也把眼睛投向了中國的未來，一句話，世界看好中國。同時，我們還看到多少中國的企業家摩拳擦掌，表達了振興民族經濟，進入世界500強的強烈愿望。
2000年，中國有中國石化集團公司、中國電力、中國工商銀行、中國電信、中國銀行、中化、中國農業銀行、中國建設銀行、中糧等9家大企業列入世界500強企業，比去年增加了四家。這當然是很令人振奮的。但是，我們還沒有理由沾沾自喜、我們不能不清醒地看到，這些企業的業績主要是靠國家授予的專營權(其實是壟斷權)等國家直接干預的權力所形成，不是在市場經濟的平等競爭中形成的。
中國加入WTO，中國的企業將越來越受到嚴格國際經濟準則的約束，中國政府打破壟斷的決心已經下定，國有企業會越來越失去國家政策的保護而直接地面對國際市場的激烈競爭。這種嚴格的挑戰就在我們面前，我們不能不把目光更多地投向我們那些蓬蓬勃勃，抗風險能力強，船小好調頭的民營企業。
逐鹿中國稱雄世界
面對中國近二十年經濟騰飛的世界奇跡，國內外的思想家、經濟學家、史學家常常感概不已：如果中國早在50年代不實行消滅私有制的政策，大力發展民營經濟，那么，今天的世界500強企業中就會有一批中國民營企業了；或者說，如果中國改革開放一開始就把私營經濟合法化，與國有、集體經濟同等待遇，平等競爭，那么，今天中國的經濟就會更強大了。
“民營之路”，是中國的“不歸之路”(不再會回到舊體制)，是中國“民富國強”之路，是中國走向世界經濟一體化之路，是中國成為世界富國之路。中國已沿著這條路迅跑，并進入民營經濟大發展的“黃金時代”。
揚帆啟航逢盛世。現有的民營企業，經過艱難的“原始積累”后，正進入二次創業的時代。我們欣喜地看到，聯想集團、萬向集團公司、東方集團、上海新高潮集團有限公司、四川新希望集團、福建德亞集團公司、正泰集團、山東金鑼企業集團總公司、德力西集團公司、吉利集團有限公司，這些去年營收總額排在全國民營經濟前列的十大企業，正繼續加大投資，上規模，創名牌，開發高新科技產業，開拓國際市場；我們看到青島的紅領、巴龍、好事中、一諾、即發這些在島城迅速崛起的民營企業正揚帆啟航；我們看到，長期觀望未敢踏上“民營之路”的人們，像開閘之洪流，涌向各地工商局，注冊辦個體私營企業。
大力發展民營經濟，是時代的呼喚。現在，中國的決策者和學者、名流，都在為就業、需求不足、市場疲軟等困擾中國的難題尋找“良藥妙方”，其實，“靈丹妙藥”有許多，其中很重要的一劑是大力發展民營經濟。
通過大創業，解決大就業；通過大辦個體私營企業，讓千萬個民營企業吸納億萬就業大軍；通過個體私營企業的大投資、大創業，使大量民間資本投入，既拉動投資消費，又帶動生活消費；通過“全民”的大投資、大創業，既可以消解通貸緊縮，又可以興旺市場。
中國即將加入WTO，這是中國民營企業大發展的極大機遇。加入WTO，中國民營企業可以在中國市場和世界市場與世界富豪們進行全面合作，建立跨國公司，既可逐鹿中國，也可稱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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