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報記者 劉建鋒

　　說這三年來的審計報告是投向中央和地方政府中分布較為廣泛的官僚主義和腐敗勢力的三把猛火，并不為過。

　　1999年的審計工作報告是改革開放以來中央政府向全國人大常委會提交的最為詳盡具體、揭露出最多問題的審計報告。記得當年常委們對于李金華的審計報告報以極其熱烈的掌聲后，全國人大常委會辦公廳新聞局的一位同志便對記者說：“這樣的掌聲，近來在全國人大常委會上是少有的……”

　　1999年的審計報告更是首次向新聞界全面放開的報告，除了少數重大案件正在查處中，不宜過早公開外，盡可能多地通過新聞界向全社會公開。據了解，1999年通過新聞界公開這一報告，曾任江西省省委書記的全國人大常委委員萬紹芬告訴記者，這是朱總理親自指示了的。2000年和2001年依舊通過新聞界向全社會公開，這表明了中央領導堅決反對官僚主義和腐敗行為的決心。而中共中央宣傳部在媒體報道后，在閱評時對于走在報道一線的《中國經濟時報》進行了表揚，認為中國經濟時報的連續深入報道值得大力提倡，對于腐敗行為應該不遺余力地進行揭露和批判。這些都表明了中央對于在中央政府和中央機關中存在的違法亂紀行為的除惡務盡、歡迎監督的胸懷。

　　三年來，全國人大常委們對于中央尤其是國務院領導自曝家丑、主動接受監督的做法紛紛表示激賞。沈辛蓀委員說，違反財經法紀的行為幾乎存在于國民經濟各個領域，而且手段日趨隱蔽、金額巨大，令人觸目驚心，性質十分惡劣。審計工作抓出了成果，揭露了存在的嚴重問題，從中也看到了國務院領導的勇氣和決心。

　　三年來，三次審計，三個報告，連續形成了三發重磅炮彈轟擊的效果，對這三年所發現的問題來做一番審視，我們便會發現，反腐之路實在是任重而道遠，而中央反腐決心之堅決，也正從這些紛紛被揭露的事實的反襯之下，顯得尤其突出，反腐的力量之強也是如同天網之恢恢。

　　專項資金不是“唐僧肉”！

　　在1999年6月26日的報告中談到專項資金時，李金華審計長披露的一些事實讓人觸目驚心，尤其是1998年以前擠占挪用水利專項資金的事，叫人不得不聯想到1998年的大洪水所造成的巨大損失。

　　其中最典型的集體腐敗有兩件。1996年至1997年，淮河水利委員會及淮河流域的一些水利部門將應該下撥的國家治淮專項資金6.49億元存入金融機構，獲得存款利息收入2748萬元，這些利息收入的大部分轉作自有資金。李金華指出，這6.49億元資金占同期國家投入的36%之多！另一件是，1996年長江水利委員會自行調減湖北荊江大堤工程投資計劃1500萬元，將其中的500萬元用于建職工宿舍。而據記者了解，1998年，湖北省嘉魚縣長江防洪大堤決口，損失慘重。

　　1999年披露的專項資金使用中存在的問題中還有另一個類型，那就是將國家巨資視同草芥，隨意上馬項目，典型例子是國家投資6.16億元建設的新疆鐵廠溝露天煤礦，1997年建成，1998年就面臨報廢，經濟損失“慘重”。據查主要原因竟然是，在地質勘探發現有問題的情況下，有關部門沒有進行充分論證就批準投資建設，對建設過程中暴露出來的問題，項目主管部門和銀行沒有及時采取措施，反而繼續追加投資，加大了損失，而且，這一項目沒有實行嚴格的招投標和監理制度，多頭管理，權責不清，項目建設中還存在弄虛作假，多付工程款、開具假發票、轉移建設資金等許多問題。

　　這一年還披露，糧油收購貸款被擠占挪用的數額竟然高達768億元，而糧食企業少列收入、多列支出、虛報掛帳的數額竟也高達138億元。

　　在2000年7月6日的報告中，李金華對專項資金的問題談得更多。這是由于在1999年6月底的全國人大常委會上，杜宜瑾等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提出要針對國債專項資金進行專項審計，于是，李金華首次將國債專項資金的審計結果列入了報告。

　　通過審計果然發現，對國債專項資金，居然也有不少人打起了主意。李金華的審計報告說，審計發現的擠占挪用國債專項資金數額達到28.59億元。此外，更有一些地方將已經完工或者根本就不符合條件的項目作為國債項目申報，甚至虛報項目，套取了國債資金總額達5.5億元。

　　中央水利建設資金的審計情況又成為這一年的匯報重點之一。2000年披露出的擠占挪用水利建設資金用于建樓堂館所、投資入股和行政經費開支的依然高達30億元，占審計總金額的10%，其中，審計發現了違法犯罪案件14起。比如長江水利委員會綜合勘測局一位副局長居然利用職權將1056萬元之巨的財政性資金借給一家私營企業，導致血本無歸。

　　而對國家58個重點水利建設項目的審計中，也查出擠占挪用水利專項資金17.8億元，多列概算、虛報投資完成額和損失浪費數額高到了33.2億元。

　　還有人對扶貧資金打起主意。1997年至1999年上半年，國家共向全國592個國家級貧困縣投入488億元扶貧資金。審計發現，其中擠占挪用、虛列支出、轉移資金和私設小金庫43.43億元，各地普遍滯留、欠撥資金。荒誕的是，河北省扶貧辦居然以建扶貧開發基地為名，從19個貧困縣借調扶貧資金183萬元，用于建職工宿舍。

　　2001年6月28日李金華的報告又向前兩年所未涉及領域的腐敗分子開了一炮，除了審計國債專項資金，又將公路建設資金、天然林保護資金、重點城市排污費、中央科技經費等專項資金的管理和使用納了進來。

　　李金華透露，審計結果發現，國債專項資金又被挪用了4.77億元，而達22.71億元的國債資金滯留在各級財政和項目主管部門，沒有能及時發揮作用。重點公路建設項目方面也查出違法違紀資金高達140.26億元。天然林保護資金查出違法違紀資金10億元。審計46個重點城市排污費查出違法違紀資金9.86億元，占被審計資金的26%，財政、環保等部門截留挪用環保資金6.26億元，用于平衡預算、購房買車、經商辦企業等。

　　這次的審計報告中有些令人意外的是，審計中科院等4個主管部門以及63個科研院所科技經費管理使用情況，居然也查出違法違紀資金54.14億元。典型的例子是郵電科學研究院，該院1994年以來，隱瞞技術轉讓費等收入2349萬元，設立“小金庫”，任意支用，審計時僅剩128萬元。此外，截至1999年底，科技主管部門滯留科技經費29.11億元，其中，中科院累計滯留18.76億元。審計還查出涉嫌違法犯罪案件8起。如中科院某分院資產財務處1992年以來設置“小金庫”278萬元，一直由該處一副處長經管，任意支用，涉嫌貪污。

　　審計署緊盯中央部委

　　揪出一堆驚人問題

　　建設一個廉潔高效的中央政府，迎接加入世貿組織的挑戰，本屆政府已經成功地邁出了緊跟在機構改革之后的第二步。

　　在中央部委中反對官僚主義和集體腐敗行為，其任務之艱巨，可以從下面所披露的事實中窺知一二。

　　1999年審計署披露的違法亂紀最嚴重的中央政府部門是水利部。當年的報告指出，水利部弄虛作假、亂拉資金建樓堂館所，私設“小金庫”，大量擠占挪用水利等專項資金。李金華披露，1995年水利部頂風違紀，決定在北京市六里橋地區建水利調度綜合樓(實際上是包括商務、餐飲、客房在內的高檔寫字樓)，為使項目合法化，水利部與北京市計委一起偽造立項文件虛提立項時間，并且在1997年7月水利部黨組召開會議決定由部領導負責集資，每人不少于5000萬元。水利部甚至采取與地方水利部門上下串通、弄虛作假的辦法，下撥水利專項資金，然后返回作集資款。1996年1月，經水利部領導同意，該部規劃計劃司與國家計委農經司聯合發文要求丹江口水利樞紐管理局將南水北調中線項目的前期經費1.35億元中的6500萬元交回。水利部收到這筆款項后，由機關服務局另立帳戶，作為“小金庫”，存入中國華能財務公司等單位吃利息、撥款給部屬醫院、公司和機關食堂。水利部還挪用水利專項資金炒股票、建辦公樓，在洪水肆虐的1998年，竟然挪用大江大河堤防工程資金1400萬元給黃河水利委員會等單位建宿舍，挪用1998年增發國債資金600萬元購買小轎車和文印設備。

　　這年審計署披露的另一個重點是財政部的官僚主義，財政部沒有及時批復1998年的中央預算，有的部門預算甚至直至當年第四季度才批復，使國家財政資金不能及時發揮使用效益，有2.68億元的應繳財政收入沒有清繳入庫，動用巨額財政資金辦公司、修建樓臺館所，未按規定編制預算外資金收支計劃和決算，并且少征中央非稅收入23.65億元。國稅系統問題也很嚴重，審計署查出違法違規資金47.70億元，其中造成中央稅收收入少收17.91億元。國家計委收取的中央外匯有償使用收入和存款利息9.11億元沒有按規定上繳中央,而是挪用1.59億元搞貸款和投資。這一年的審計還查出國務院53個部門和直屬單位違法違規將國家資金164.05億元任意滯留、擠占挪用。

　　2000年7月，李金華又披露了新的問題。審計署發現財政部未及時清理收回以前年度多撥的虧損補貼2.31億元，在1999年違反規定撥付旅游發展基金100萬元，動用專項資金搞定期存款。國稅部門尤其是地方國稅部門隨意執法、有稅不征、少報欠稅、違規減免稅等，查出違反稅收法規資金93.7億元。審計國務院55個部門和直屬單位，又查出18個部門應繳未繳預算收入17億多元，36個部門挪用財政資金21億多元用于建樓堂館所、行政經費開支和借給外單位使用，20個部門滯留財政資金56億多元，還有5個部門在機構改革后仍向下屬單位攤派收取資金4564萬元。

　　2001年是第三年了，也許隨著前兩年審計部門的嚴格執法下，很早就發生的未發現的重大違法違規事件大多數已經被曝光了，所以6月28日李金華說，審計發現，中央預算執行中的重大違法和嚴重違紀問題明顯減少，違紀金額大幅度下降。但是關注一下他所披露的具體情況，依然是觸目驚心的——

　　財政部還是有不少問題：已列入預算，但執行時未專報國務院批準，安排補助地方支出11.24億元；未及時處理人民銀行利潤；多撥農業發展銀行虧損補貼27億元；財政部原商貿司與原內貿部弄虛作假，于1996年至1997年共同挪用事業費3763萬元；在預算資金分配中，對本部門、本系統又開了一些口子，在中央本級“黨政群干部訓練事業費”支出中為財政部機關及所屬單位安排4070萬元，未經批準對本部門委托地方財政辦理有關事項補助2.9億元，地方財稅系統農業稅征收經費補助4700萬元，財政部一些司(局)自行向本系統對口處(室)安排資金2225萬元。

　　審計12個省級國稅部門，查出違法違規金額84億元，審計人民銀行總行及部分分支機構財務收支情況，查出違法違紀金額6.77億元，審計國務院其他63個部門和單位預算執行情況，查出違法違紀金額56.22億元。主要問題是：15個部門擅自調整支出預算41.93億元；34個部門隱瞞收入、轉移資金6.48億元；39個部門挪用財政資金5.16億元；24個部門應繳未繳收入2.65億元。李金華指出，仍有少數部門缺乏內部制約機制，財務管理混亂，私分公款、貪污挪用等問題比較嚴重。

　　記得1999年6月26日下午，在人民大會堂分組審議審計報告時，全國人大常委、南京大學校長蔣樹聲曾經說了這樣一句話：“違紀事件中，手段之惡劣、數目之巨大，遠遠超出我的想象力……”而水利部的老部長、全國人大農委副主任委員楊振懷聽說了發生在水利部的事情，更是痛心，他在接受記者的采訪時說，我們當年的水利部的優良傳統到什么地方去了呢？我們水利部多少年的艱苦奮斗的精神呢？

　　審計力度繼續加大

　　力保政府廉潔清正

　　中央反腐的決心不僅僅體現在審計和公布問題，更在于在處理問題時依法行事，一批被審計出來的腐敗分子受到了嚴肅的處理。

　　國務院總理朱�杌鶎τ趯徲嫴槌龅膯栴}十分關心，要求審計決定一定要落到實處，該法辦的人一定要法辦。他強調，要加強跟蹤審計，集中力量，發現一個線索以后，調集優勢兵力，打殲滅戰，一查到底。

　　每年，審計署都要將上年審計出的問題的處理結果在本年度的審計報告中向全國人大常委會進行匯報，這也是加強監督的一種重要方式。

　　不久前，國家審計署審計長李金華介紹說，去年，全國共審計十萬多個單位，分別對查出的違法違紀問題進行了處理。目前已上繳財政116億元，追還被侵占挪用資金192億元，減少財政撥款和補貼13億元，發現和移送各類違法犯罪線索959件。預算執行審計質量有了較大提高。截至2000年10月底，應繳未繳預算收入的82%已上繳入庫，被擠占挪用財政資金的64%已歸還原資金渠道，應撥未撥資金的74%已下撥。在國債資金、水利建設資金、扶貧資金、三峽移民資金和移民建鎮資金審計中查出的被擠占挪用資金絕大多數已歸還原渠道。

　　正是由于有了前幾年的審計成果，不久前李金華自信地提出，經過審計監督，將力爭在三年左右時間使中央各部門不再出現大的違法違紀問題。這表明我國中央政府已經在走向廉潔高效目標的途中邁出了一大步。

　　任何權力都需要

　　完善的監督制約機制

　　反思這幾年審計出的問題，全國人大常委會姜春云副委員長指出，主要反映在兩個方面，一是資金濫用、使用不當，二是管理漏洞很大。有許多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指出，問題叢生的根本原因在于權力失衡，監督不力。

　　原國家開發銀行副行長、全國人大財經委副主任委員姚振炎對記者分析說，從監督這個角度來看，我們既有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務委員會作為權力機關的監督，也有系統內的內部監督(對于國務院而言是審計機關等)，又有黨內監督(黨的紀檢監察機關)，有來自司法系統的監督，更有來自群眾的監督、社會輿論的監督，應該說我們是不缺少監督的形式和手段的，問題是如何讓這些監督真正地發揮作用。

　　在1999年6月的全國人大常委會上，委員們提出加強對于國家預算工作的審查監督力度，提出要盡快建立全國人大對于國務院各部門預算執行審查監督的制度建設。不久，全國人大常委會以全國人大財經委為基礎，新成立了一個全國人大常委會預算工作委員會，由全國人大財經委副主任委員、原國家審計署審計長郭振乾任預算工委主任委員。據記者了解，郭振乾在任審計署審計長期間也查出許多嚴重的問題，只是當時沒有向全社會公布。此外，全國人大常委會還通過了加強預算工作監督的決定和加強對經濟工作監督的決定。全國人大在切實履行自己監督職責的道路上又前進了一大步。

　　不過，據記者了解，加強監督是需要付出時間的，早在1999年全國人大財經委提交給全國人大常委會的審議報告中就提出，要細化預算，國務院各部門應該編制詳盡的部門預算，交由全國人大常委會審議通過，在不久后的預算監督的決定里，也提出要細化預算。但是，直至2001年，這一要求還沒有完全落實到位，還只有教育部、科技部、農業部及勞動和社會保障部試編部門預算，而據李金華審計長說，這幾個部門也存在著收入不實、虛列支出、少報結余、少匯漏匯下屬二級單位決算報表、預算科目使用不準確、資產負債列報不完整等決算不實的問題，涉及資金為20億元。看來，還需要加強對國務院各部門的經常性的監督。

　　而關于社會輿論的監督，有的委員指出，國家的各項工作，國務院乃至全國人大的工作都需要進一步增加透明度，要發動全社會的力量來搞好監督工作。

　　德育教育同等重要

　　部門立法應該休矣

　　記得1999年6月26日下午，記者乘坐國防大學副校長、全國人大常委、全國人大內務司法委員會委員黃玉章中將的專車順道回家時，曾與這位“老革命”討論過這一問題。黃玉章對記者說，他曾經在幾年前的一次檢查中對中共中央組織部長提出，在組織工作中要注意重視思想道德教育的作用。他說，有一段時期一些地方和部門有重抓法制、輕德育的傾向，事實上，市場經濟不應該僅僅是法治經濟，也應該是道德經濟、信用經濟。不久前黨中央提出加強道德教育。

　　此外，部門立法帶來的后果已經在社會上顯現。據記者了解，部門立法之所以在一段時期內能夠起到較好的作用，主要是由于改革開放之初，剛剛踏入市場經濟的門檻，需要行政執法部門大膽實踐。而現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已經在我國基本建立，立法規范化已經提上日程，不久前出臺的立法法，就是想要對此進行規范。不過立法法也存在一定缺陷。記者幾年來采訪我國立法機關發現，一直以來最困擾法律制定者的竟然是某些法律起草者在草案條文中滲透出的部門利益。有的法律草案內容涉及的主管部門比較多，于是，這些部門都會向立法機關要求自己的權力，而無一例外的是，他們都較為弱視自己的義務。記得在審議海洋法修正案時，全國人大常委、經濟學家吳樹青曾經在會議當場搖頭嘆氣說：“我的頭都大了！他們每一家都列舉出一大堆理由……”比起一些集體腐敗的案例來說，企圖在立法中浸潤部門利益的行為對于中央政府的侵蝕也許更大，更值得關注。在加入世界貿易組織日益臨近的時期，這又牽涉到了如何與世界接軌的問題，本該屬于立法機關的立法權，自然不能長期由行政執行部門來行使，在這方面最典型的一個例證是電信法，由于是部門立法，故而在幾年的立法過程中，甚至連聽證會都遮遮掩掩，無法以真正代表全體人民利益的面貌出現，長此下去，必將導致形成一些與人民利益不太一致的利益集團，從而嚴重毀損中央政府建設廉潔高效政府的努力所得到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