該如何問責國儲期銅風波 國企監管曝露真空地帶

　　就像任何一次紅了眼的賭博都將以慘敗告終一樣，期貨市場上更是這樣。由于期市風云的變化比股市更加詭譎，風險也更大，除非的確有需要，一般而言，沒點韜略膽魄的人是不敢入內淘金的。

　　但是，人注定是要分成三六九等的，所以我們便看到了寶鋼權證雖有雙重風險警示，但依然有人樂此不疲地上下炒作，且無人抱怨。這與我國股市被人經常抱怨形成鮮明對比

。為何？就是因為風險大家都知道，只要監管層制定的游戲規則符合“三公”，沒有黑箱，那么風險也便是絕大多數人樂于接受的了。在期貨市場中參與“零和”博弈的人們對此更是熟捻于心，甚至早已視風險如生活的一部分了。

　　劉其兵就是這樣的人。出事之前，他和巴林銀行事件中的里森、住友事件中的濱中泰男以及

　　個人的“擦搶走火”，充其量也就是他們自己“倒霉”罷了。而更為引人關注的是，他們個人的“倒霉”暴露出方方面面監管監控的漏洞。在中航油事件中，陳久霖供稱，其在“2004年10月3日就開始了解到事件的嚴重性，如果那時決定斬倉，整個盤位的實際虧損可能不會超過1億美元。然而……直到16日，集團才召開黨政聯席會議進行研究。”再加上其后在“請示”問題上一再耽擱，“結果，本來可以通過談判爭取到的利益和減少損失的機會就因此喪失。”而具有諷刺意義的是，在2004年春天的一個關于企業“走出去”的國際論壇上，中航油集團總經理兼新加坡公司董事長莢長斌還曾大談新加坡公司風險管理的成功經驗，說本公司“形成了一套完整的風險管理體系”。

　　無獨有偶，據業內人士介紹，在本次國儲局期銅風波之前，國儲局對交易員在LME的交易也有“嚴格的監控”，且因為我們是缺銅國，嚴格講來“只能買不能賣”，但劉其兵還是把10－20噸期銅空單拋向了市場，其間數月之長，竟然無人查知！而據報道，在此前的2004年上半年，僅有的另一名交易員卻被國家儲備中心剝奪了下單資格，直接導致了1年多來只有劉其兵一人有下單權。

　　肩負國家重責，身在風險之巔，卻大權獨攬，缺乏監督，本已畸形的“兩人制”變成了“一言堂”，劉其兵又怎能獨善起身？

　　獨立難支是可以想象的結局，而利令智昏則更合乎常人的猜測。試想，國內券商在數名高管“主政”的情況下尚可合謀建起“老鼠倉”，劉其兵“一人獨大”又如何能擺脫利益的誘惑？而1年之間，又是誰在縱容他如此逍遙地代國家操控期銅買賣？是“研究研究”的體制？還是個別不負責任或者同樣利令智昏的“領導”？劉其兵如今失蹤了，但劉的“不幸”難道僅僅能由其個人負責？

　　事實上，在出事前的眾人眼里，劉其兵是個絕對的幸運兒。武漢大學本科畢業，分配到北京國家機關工作，且供職的是人們眼里掌控緊俏資源的“肥差”；僅僅36歲的“劉處長”被人譽為“近兩年全球最出色的交易員”，就更不是一般

　　當然，個人的稟賦、性格、履歷在巨大的利益和風險面前都是次要的，科學的監控機制才是我們必須擁有的現代管理手段。但我們看到的是，劉的“本單位”對其缺乏必要的監控，而擁有期貨監督資格的中國

　　不僅如此，在央行和各大商行中普遍進行的衍生品交易等，也都是證監會期貨部監管的“真空地帶”。順此推理，我們甚至還可以想出許多證監會期貨部門這個專門監管“期貨及其他衍生品交易”的部門不能監管的死角！

　　國儲期銅風波還在進行中，國儲局還在以2噸/次的速度拋銅，能否通過拋售壓力壓倒國際投機基金尚在未定之天。但不管怎樣，劉其兵的“失蹤”已經為我們的政府監管敲響了警鐘。此時，我們的政府和大型國企最應當考慮的，是今后能否避免產生第二個陳久霖、第二個劉其兵。

　　我們更應想到，在體制轉軌的市場化過程中，我們的政府機構到底還有多少該市場化的沒有市場化，還有多少該監管的沒有得到有效監管。市場經濟在釋放出人們極大能量的同時，也釋放出了原來被計劃壓抑著的很多私欲，并暴露出了眾多轉軌過程中的權力真空。對此，我們又該如何去實施有效監管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