別忘了那一場疼痛

http://whmsebhyy.com 2005年01月06日 12:07 《商務周刊》雜志

　　“前車之鑒”

　　現任美國期貨協會會員、加拿大多倫多股票交易所董事局顧問等多個職務的國際金融人士丁大衛，對發生中航油事件感到十分遺憾。

　　他認為，中航油這樣的事件是不應該發生的，因為早在10年前，中國已經在期貨及其

他衍生品市場上經歷過一個非常大的風波了，國家的監管是很嚴的，而且有那么多的前車之鑒。

　　丁大衛向《商務周刊》追溯了10年前中國企業在境外炒作期貨時虧得一塌糊涂的情形，并描述了10年前關于期貨業的那場關閉式的整頓。這位加拿大籍華人曾在1993年夏向當時的國務院副總理朱基提出了《對我國期貨市場、期貨交易發展及外匯管理問題的八點建議》，其中一點就是對期貨市場進行整頓。

　　1993年被稱為“期禍年”。中國的期貨從零到有，短短兩年間就遍地開花，全國的國際國內期貨交易合約量從零暴漲到1993年的100多萬張，進行國際國內期貨交易的生產企業、加工企業、進出口企業和金融機構高達27000家，大批量的交易所和期貨經紀公司不斷開業和亮相，期貨從業人員一下猛增到135500人，其中近半數為期貨經紀人員。在這樣的情況下，國家當時對期貨卻還沒有相應的法則和規范，中國證監會1993年也才剛剛成立，于是，這場轟轟烈烈的期貨運動變成了“一場混亂的競賽”。

　　丁大衛向記者形容當時中國企業在境外炒期貨的局面：“中航油今天5.5億美元的損失跟當年比起來就像‘芝麻粒’，當年有些進出口公司一虧就是10億美元甚至更多；同時，中航油現在只是一個個案，而當時中國公司在國外則是全線失利。”

　　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丁大衛曾專程回國進行了3個月全國考察。但當時與國外的交易量到底有多大，損失有多少，沒有辦法統計。丁大衛說：“政府蒙在鼓里，而經辦公司更是捂得緊緊的。”

　　有限的資料顯示，類似的事件僅在1994年還有兩起：中國石油化工聯合總公司因在一系列衍生品交易中失敗被美國雷曼兄弟公司起訴，要求中聯石化償還4400萬美元；中聯石化隨即也起訴，要求雷曼賠償5800萬美元，指控雷曼將其交易員引入歧途，參與高風險金融產品交易。雷曼兄弟還向中國五金礦產進出口總公司索賠5300萬美元，中國五礦則反控雷曼引導其一位交易員進行未經許可的交易。

　　“那場期貨混亂是一個突如其來的災難。”丁大衛向記者出示了當年在美國收集的一些資料，其中1994年12月15日的《華爾街日報》上有一篇文章，題目是“標準普爾警告中國信守合約”，該文指出，由于太多中國公司不付賬，賠不起，直接導致了標準普爾兩次警告中國，并將中國國家投資的信用等級降了一級。

　　也正是因為這樣，國務院1993年年底發出了《關于堅決制止期貨市場盲目發展的通知》，開始對期貨市場進行整頓，并在1994年集中對期貨的方方面面做出規定，其中包括“嚴禁國有企業從事境外期貨交易”。

　　丁大衛回憶說，當時關于期貨的文件一個接著一個出臺，有的甚至只間隔一個月。“現在回想起來，如果不是國務院當年出臺這么多法規禁止的話，后果不堪設想。”他說。

　　衍生品玄機

　　那么，為什么中國企業在國際期貨市場上“千攢萬攢，不夠別人一鍬鏟”呢？與此同時，中國企業還一再起訴國外投行引導其交易員步入歧途？而陳久霖此次翻船時，也有言感慨“自己過于相信別人”。

　　這就是期貨及衍生品的玄奧所在。在丁大衛看來，金融就像一棵樹，衍生品相當于龐大的樹冠，風險巨大，風一吹就來回呼啦。在風險的系數上，它比股票、債券等基礎證券高很多，比如買新浪股票40元，這時候它的市盈率是30倍，而買它的期權可能才花2塊錢，這就相當于把它的市盈率放大到600倍。同樣，它的風險系數也放大到600倍。另外，衍生品是一種零和游戲，你賺的就是我賠的，它不代表經濟價值的增長。

　　正因為這樣，過去美國政府在監管手段沒有今天這樣發達的時候，在發展衍生品市場方面的態度和立場上，也是比較保守和噯昧的，因為風險太大。丁大衛介紹，在美國金融界歷來也是分成兩派：做股票(基礎證券)的和做期貨(衍生證券)的，后者一直備受譴責，雙方經過了幾十年對抗，現在期貨有點翻身了。

　　事實上，中國企業在當年那一輪期貨熱當中，正是國際市場的“主角”。以至于“當中國整頓期貨退出后，倫敦金屬交易所的交易十分冷淡”。丁大衛以當年的見聞說。只不過這些“傻大膽”的中國公司在短期的興風作浪之后，就成了被屠宰的主角。

　　一位叫亨利.桑得的英國人后來在一篇文章中回憶到：“在過去幾年的倫敦金屬交易周中，中國大使館已經舉辦了一些精心布置的招待會，幾乎所有的倫敦金屬交易所的交易商都出席了。他們去，不單是為了飲酒，主要是因為他們承擔不了因不去所帶來的損失。中國的參與是1994年倫敦金屬交易所總交易量增長35%的原因。”這篇文章被期貨界人士廣為閱讀，后來丁大衛把它翻譯成中文，題目叫《中國要學習的東西很多》。

　　文章稱，中國政府開放經濟后把許多公司帶進了一個新的未知世界，許多公司在政府固定價格取消后就轉向世界商品交易市場，去應對價格波動。然而，當中國交易員們發現這個以小搏大的驚險世界多么具有刺激性時，期貨交易與實際需求就越來越脫節了，投機成了交易的重要動機。

　　一位倫敦金屬交易所的美國會員公司董事回憶到：“在過去的日子里，當價格大幅波動時，這里的人們就說是Marc Rich出場了，如果市場大幅上揚，人們就說這是中國人在買進，如果市場大幅下跌，人們就說這是中國人在賣出。”

　　倫敦交易所的商品期貨風險管理負責人說：“初期，中方賺了錢，他們說：‘瞧，我們贏了’。然后，他們加大頭寸，追加貸款額。我們給了他們很多繩子，足夠他們上吊用的。”

　　中國交易商的問題在1994年達到最嚴重的地步。面對困境，許多人的解決辦法是賣期權。此舉使風險大為增加：賣期權可以馬上得到急需的現金，但幾乎無限地擴大了風險。一張銅(資訊論壇)的期權合約，可以迫使賣主在2000美元/噸的價位上出手，即使價格已經上漲到2500美元/噸。因為不知道到底價格會漲多高，所以賣主的潛在風險是無限的。

　　正是在這樣的情況下，中國政府開始整頓期貨并進一步緊縮經濟，許多幾乎陷入癲狂的飲鴆止渴的中國公司才不得不于巨虧后黯然離場。

　　然而，10年后的今天，當中航油的警鐘再次敲響的時候，人們發現故事竟然如此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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