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道北大越南語專業

　　1982年，陳久霖實現了自己的設想，以優異成績考入北京大學東語系，專業是越南語。這在當時是一件很榮耀的事情，21歲的陳久霖成為村里有史以來第一個考上北京大學的學生。

　　記者通過北京大學檔案館和其他途徑了解到，陳久霖所在的那個班一共是26人，目前 大部分都在海外工作。當時讀完這個專業需要5年，其中3年學習越南文，而5年都要學習英文。

　　陳久霖的北大同班同學、現中國駐越南大使館外交官胡鎖錦在接受《商務周刊》采訪時回憶說：“陳久霖英文不錯，但是始終對越南語這個語言興趣不大。”

　　與陳久霖高三同學一年的劉思源，畢業之后考上了中國人民大學，與就讀北大的陳久霖在北京成了十分要好的朋友，大學期間幾乎每個禮拜都會見面。他也向記者證實：“從事越南語工作并不是陳久霖的追求，陳久霖只是通過這個途徑進入北大，他最想做的一直是改變他的處境。”

　　兩位同學印象中的陳久霖是：頭發稀，話挺多，喜歡找人聊天，勤于聯絡老鄉，但對政治缺乏興趣。1980年代同學們的話題都離不開政治，他卻顯得很理性，也不怎么參加學生會這樣的社團組織。

　　記者在采訪過程中了解到，一位叫程抱全的人對陳久霖影響很大——當時陳喜歡交際，經常找一些年輕有為的人聊天。程抱全當時也只是一個年僅25歲的青年，原來只是黃岡地區財校的中專生，但通過自學經濟理論并結合社會調查，終于在“質量經濟學”研究方面做出顯著貢獻，1984年6月在英國布賴頓市召開的世界質量大會上，程抱全的《論關于用十種簡易數學計算法考核企業質量的經濟性》論文獲得了大會普遍好評，1986年他被國家科委評為國家級有突出貢獻的專家。他也因此成為一名經濟師，擔任了湖北黃岡地區經委副主任。

　　記者致電黃岡地區經委，對方告知程抱全離開已有十多年，目前在北京工作，但記者多方打聽，其人在學界的音訊早已不被人所知。

　　1987年，陳久霖大學畢業后分配工作并不如意。“先是分到部隊(總參)，他沒去，后來到了民航也換了幾個單位。”劉思源說，那個時候，陳久霖的處境無論與黃州中學其他考上大學的同學相比，還是與北大的同學相比，都是最差的。

　　“我們的同學那時都很困難，當時連棉襖都沒得穿。”胡鎖錦向記者講述了這樣一個小故事，1987年陳久霖返校重新分配的時候，胡鎖錦還在北大研究生一年級，“天很冷，他跟我說能不能借件棉襖穿，我說我這棉襖還是政府援助的，最后很遺憾我沒能借給他。再后來他就到民航去了。”

　　據了解，陳久霖先是進入國航做了一名翻譯，還曾在《中國民航報》做過短暫的文字工作，后來輾轉到一家中德合資企業——北京飛機維修工程有限公司，最后才去了中國航空油料集團。其間，陳久霖還取得了中國政法大學國際私法專業研究生學歷。

　　據上述那家中德合資企業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職員介紹，陳久霖做翻譯期間，深得德方的好感，德方有意將陳久霖提升為科長，但中方堅持反對。這位職員透露，原因是中方領導“老是覺得陳久霖向著德方說話，有些事，德方還沒反對，他先站出來反對了”。結果陳久霖升科長的事最終沒有獲得中方黨委會的通過。

　　劉思源對此并不知情，但他說：“陳久霖到哪個地方肯定都不是混日子，他一直在等待機會改變自己的處境。”

[page title=新加坡分水嶺]

　　　1997年是陳久霖的一個分水嶺。在這之前，已經36歲的陳久霖的生活可以用“寒酸”來形容：老婆是幼兒園老師，兒子剛上幼兒園，家住遠離城外的首都機場附近。

　　據劉思源回憶，那一年，恩師盧祥福到北京住院，陳久霖和他一塊去看老師，當時陳囊中羞澀，為此他還主動替陳買了送老師的禮物。也就是在這次見面中，陳透露自己將要“進行一次冒險”，就是要去新加坡接手經營中國航油(新加坡)股份有限公司的前身——中國航空油料運輸(新加坡)有限公司。這家1993年5月就在新加坡創辦的公司已經處于長期虧損和“休眠”的狀態。

　　就是這個走的時候還窮得連給老師的禮物都是同學幫買的人，此后在短短的幾年內卻創造了一個神話。

　　至于當時為什么派陳久霖去收拾爛攤子，據《求是》雜志的報道，陳久霖因為“素質全面”、“具有特長”，而從多名人選中脫穎而出。2003年8月，《求是》原總編輯王天璽曾帶領一個特別調研小組前往新加坡，對中航油(新加坡)及其他中資企業進行實地考察和調研后，以《“走出去”戰略棋盤上的過河尖兵》為題，發表一篇長達6000字的長篇調查報告，對中航油(新加坡)大加贊揚。

　　但據知情人透露，當時申請去新加坡不只陳久霖一人，陳之所以入選，是因為公司高層“看中了他有股執著的闖勁”。

　　1997年7月，當時正值亞洲金融危機，中國航空油料總公司派陳久霖赴新加坡接管這個負債累累、奄奄一息的爛攤子。當時全公司包括總經理在內只有兩個人，處于無辦公室、無資金、無專業貿易人員、無市場經驗的“四無”狀態。

　　陳后來回憶，中航油(新加坡)1997年恢復營業時，母公司匯給他的啟動資金為49.2萬新元(1美元等于1.76新元)，欠債10萬新元。還債后，啟動資金只有38.4萬新元。這不僅遠遠低于發達國家企業起步時450萬美元的平均水平，也低于發展中國家企業開業時平均150萬美元的水準。

　　除了資金壓力外，另一個大困難是總部沒有授予新加坡公司在國際市場的航油采購權。當時中國航空油料的進口主要依賴國內石油企業在海外的代理機構，而沒有海外采購經驗的新加坡公司只能做航油運輸。

　　為了使公司能獲得集團進口航油的采購權，實現業務轉型，那一年的冬天，陳拿著公司轉型方案回到北京，逐一拜會各位總公司領導。沒有人相信他會成功，總公司強勢的采購部門堅決不愿意放棄這一權力，但陳久霖就是一遍遍地找領導，一遍遍地說——據知情者介紹，為了說服其中一位領導，他曾冒著風雪一直在人家門口等到晚上11點。就這樣，集團終于拗不過陳久霖的堅韌，答應給予新加坡公司幾萬噸進口航油額度試試。

　　但陳久霖仍然面臨資金緊張的困難。當時采購一船航油需要600萬-1000萬美元，沒有一家國際石油供應商愿意給這家還清債務后只剩38.4萬新元的小公司“放賬”，即使它有中國國資背景——在國際貿易領域，如果企業資信好，航油供應商通常給30天的放賬，即買方可以先提走航油，30天內結清應付款。

　　陳久霖開始在銀行融資上想辦法。1998年，法國BNP銀行(巴黎國民銀行)試探性地給予他1000萬美元的融資額度。法國BNP銀行駐新加坡辦事處的一位了解當時情況的內部人士告訴《商務周刊》，當時給尚沒有資信的中航油(新加坡)放貸的希望其實很小，但陳這個人太執著了，他還是那一招，多次到BNP游說、談判，面對閉門羹始終沒有放棄努力，BNP最終被他的執著打動。

　　借此，陳久霖做成了第一筆生意，并盈利30萬美元。他對這筆生意進行廣泛宣傳，爭取到更多客戶的放賬，再利用放賬去銀行融資。如是，他接連贏得了多家客戶的放賬和銀行的融資，為中航油闖開了一條生路。

　　為了從總公司拿到更多的訂單，陳久霖通過批量運輸、比較采購等手段成功地壓低了油品的價格。陳久霖以令人吃驚的速度搭建起了航油采購的網絡，由于中航油(新加坡)的貢獻，中航油集團進口油的成本得以不斷降低，由此獲得的利潤也相應大幅增加，新加坡公司也因此獲得了越來越來多的采購權，并肩負為集團公司平抑油價、降低采購成本的重任。1998年，中航油(新加坡)就從總公司的26船貨中拿到了21船的訂單，通過它采購的油品，在中航油全部進口航油中所占比例一下子攀升到92%，1999年達到98%。2000年3月，中航油總公司正式下文，要求包括參股公司在內的所有下屬公司在今后幾年必須通過中航油(新加坡)在海外采購航油。中航油(新加坡)也從一個賬面資金不過十幾萬元的空殼公司，變成了注冊資金6000萬新元、年營業額15.5億新元(約9.15億美元)的貿易樞紐，變成了中航油的一桿旗幟。

　　對于陳久霖這段令人吃驚的創業史，劉思源雖然也只是從媒體獲悉，但他絲毫不覺得奇怪，他眼中的陳久霖就是這樣一個“相信沒有做不成的事”的人。“在一般人看來辦不成的事，陳久霖卻辦成了，這正是陳為人的特別之處。”劉思源說，“陳是一個不斷苦斗，并善于抓住機會的典型。”

　　劉思源為此還向記者講述了一個發生在陳久霖去新加坡前的例子：當時陳的弟弟剛考上中國人民大學，希望從黨史專業轉到法律專業，剛剛留校的劉思源還幫不上什么忙，于是陳久霖從他那里找到相關領導的住址后就一個人去辦了。這件在劉思源看來根本辦不成的事,陳久霖就辦成了。后來，陳久霖告訴劉思源，他也沒有什么關系，就是不斷地去，直到打動對方為止——當然也可能讓對方不厭其煩，但反正是辦成了。

　　在劉思源看來，陳久霖的想法總是出人意料，但他總能善于利用周圍的環境發揮到極致。當初插班黃州中學、借道北大越南語專業，后來在新加坡闖蕩，都無不體現他身上那種“自食其力、自我管理和自我奮斗的能力”。

　　后面的事情也證明了他這種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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