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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白水
國有企業實施MBO，是否造成國有資產流失的爭論還在斷斷續續地進行，但民營經濟發達的浙江人卻在竊喜，因為他們早已跨越了爭論，業已享受著轉制型民企帶來的經濟快速發展的豐碩果實。更令人驚訝的是，浙江轉制型民企的發展態勢之猛，出乎人們的意料。
在最近由中國社科院推出的“中國最具競爭力民營企業50強”中，浙江民營企業競爭力表現十分搶眼，占據了其中的26席。其中，紹興入選企業最多。
2004年9月初，《福布斯》中文版首次推出“2004年度中國大陸最佳商業城市排行榜”，其中杭州名列榜首，寧波、溫州、紹興名列第2、5、9位。以前一直默默無聞的紹興一鳴驚人，并且紹興的縣級市上虞也名列第65位。
為什么以前默默無聞的紹興民企一鳴驚人，而一向以民企老大自居的溫州民企近幾年在全國和本省排行榜上的身影越來越少呢？這是在浙江省乃至在全國的兩種不同類型的民企力量的演進與較量所致。
經過改革的陣痛，以紹興、杭州、寧波為代表的由國企、集體企業和鄉鎮企業轉制而來的轉制型民企，其發展速度呈現加速態勢。而以溫州為代表的原生態民企，即從個體(家庭作坊)、私營企業發展起來的，由于喪失了原有的體制和產權的先發優勢，同時，仍保有原來的經營狀態，使得其成長態勢沒有轉制型民企迅猛，有的甚至出現徘徊狀態。改制催生民企中堅力量
轉制型民企以紹興、寧波以及杭州等地為代表，如在浙江民企百強和全國民企500強中，杭州、紹興等入圍民企，多為轉制型民企，而非原生態民企。在轉制型民企中，尤以紹興發展速度最快。
從上世紀90年代開始，紹興對城鎮的國有、集體企業和鄉鎮企業進行改制，改制時堅持了四個被外人看來是比較寬松的標準：國有企業從競爭性行業中最大限度地退出；對企業職工身份最大限度地置換：由原來的“企業人”轉變為“社會人”；提倡讓企業經營者持大股，就是管理層收購(MBO)；提倡技術、管理要素參與企業經營成果的分配。由于及時大膽地改制，國企(集體企業)的“冰棍現象”(有專家將國有企業比作冰棍，如果不及時進行有效的改革，就會慢慢融化，最終國有資產全沒了，有的還欠了一屁股債)在紹興沒有顯現。
到2000年前后，紹興地區95%以上的企業改制結束，國有經濟成分從原來城鎮的國有、集體企業以及比較大的鄉鎮企業全面退出，這部分企業全部改制為技術、管理要素參與分配、經營者持大股的有限責任公司。通過較為徹底的改制，使紹興的企業產權清晰、歸屬明確，建立了現代企業運作模式。轉制后的企業現在成了紹興民營經濟的中堅，也是紹興市異軍突起的中堅力量。
紹興民企多出自于國有和鄉鎮企業，與溫州家庭企業相比，自身具有較強的實力。但面對日趨激烈的國際競爭，當地政府前瞻性地看到，企業要在國際競爭中取勝，必須走資本經營、上市之路。為此，紹興各縣(市)都由財政撥款成立了上市辦，來推進企業上市工作，為企業提供全方位、全過程的服務。
目前紹興地區共有24家上市公司，僅紹興縣楊汛橋鎮，已有10家上市公司和擬上市民企。顯然，這比溫州棋高一著，至今溫州卻沒有一家在國內外直接上市的民企。
轉制型民企的產生和成長，壯大了紹興的民企。民企的迅速崛起，成就了紹興的經濟實力。除了紹興，作為計劃單列市的寧波的轉制型民企發展態勢也較好。原生態民企的發展瓶頸
溫州方面，由于缺乏國家投資、沒有城市輻射、交通落后以及集體經濟薄弱，以家庭(作坊)企業的發展和擴張，率先以市場經濟的方式推進了溫州的工業化和城鎮化，形成了以個私經濟為基礎的“小商品、大市場”的發展格局，即“溫州模式”，成就了溫州原生態民企成長之路。
溫州的民營企業是從家庭作坊、個私經濟發展起來的，私人獨資企業是主要的制度形式，不僅個體企業、私營企業是獨資企業，現在溫州很多股份合作制企業和有限責任公司實質上也是私人或家庭獨資的，另外，很小一部分企業則為私人或企業主共同出資的合伙企業、股份合作制企業以及有限責任公司，如今年6月份成立的中瑞、中馳財團等。
進入21世紀后，隨著紹興、寧波、臺州和杭州等地轉制型民企的迅猛突起，以溫州為代表的原生態民企由于喪失了體制和產權的先發優勢，同時，其公司治理結構又以家族制為主，這使得原生態民企的成長速度沒有轉制型民企快。更為不利的是，由于缺少股份制和公司治理結構缺乏科學性，導致原生態的民企發展潛力也不如轉制型民企。
“世界500強，沒有一家不是上市公司，沒有一家是靠自身積累成為500強的。”楊汛橋第一家上市公司、由鄉鎮企業轉制而來的光宇集團(浙江玻璃)馮光成董事長的話，也許預示著紹興等地的發展潛力。事實也如此，由于紹興、杭州、寧波等地轉制型民企發展迅猛，促使了當地經濟的快速發展，也使當地的發展模式突破了以“溫州模式”為核心的浙江模式，形成了諸如寧波、杭州的混合經濟模式、紹興的資本運營等新模式。(作者為浙江區域經濟研究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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