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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茲
過去20年來，受中國資本缺乏的制約，吸引外資成了一項各級政府常抓不懈的工作，各種優惠政策造成國民企業的非國民待遇，這是典型的不公平競爭。由于中國的改革開放始于國際貿易，但金融、稅收等各種改革卻嚴重滯后，國內企業政策上的比較劣勢十分明顯。
雖然說金融改革和創新有其戰略地位，但不管怎么樣它得源于經濟和金融市場發展的內在需要的。對大宗商品的生產、消費及貿易企業而言，由于一些大宗商品在國內沒有避險交易場所，許多企業迫于進出口貿易的需要不得不參與一些套期保值交易，來達到鎖定進口原料成本、出口產品價格和平衡內外兩個市場投放量的目的。這是規避價格風險的合理需求，理應得到政策上的支持。
但國內企業的政策許可進度和與外資企業包括金融企業進入中國的進度完全不匹配。 一方面，與成熟的市場經濟國家相比，我國政府行政管理職能范圍廣、影響力強，對企業參與國際競爭有很大的推動作用。另一方面，一些政府行政效能發揮滯后，對國內企業的正常合理發展需求形成抑制。目前在不少領域，依然存在行政審批過多，審批規則模糊、審批責任不清的現象。
在上個世紀80年代至90年代中期，是中國經濟改革開放初期，由于人才、技術、管理方面的缺陷，企業在參與國際競爭或在規避市場風險方面曾經引發過一些局部金融風險，當時的對策是用加強行政管制的辦法控制風險，這在一段時間是行之有效的，然而也留下很多的后遺癥。到目前為止，許多企業要想取得境外套期保值的資格，首先得經過中國證監會的嚴格審批，由其核定套期保值的外匯敞口額度，然后再經過國家外匯局的核準才能進行對外付匯進行套期保值交易，而每年受中國春節或一季度外匯敞口核定的影響，套期保值企業在長達兩個月左右的匯出保證金困難，而且經過中國證監會嚴格審批的企業又面臨國家外匯管理局的嚴格審批，行政時間造成大宗商品市場奇怪的一季度現象。
目前套期保值企業的資格主體仍由政府決定，基本上延續以所有制和規模大小來確定資格的做法，而不是按照經營能力、管理水平來確定資格。在商品期貨與其它衍生品監管方面，目前企業是在現有的法規框架內按照商業原則進行，有套期保值資格的企業應該在符合現有法律法規的情況下，在風險可控、可測、可承受的前提下，根據市場需要和自身財務狀況所進行的套期保值業務都應相關政府職能部門的支持。
經常關注全球金融市場動態的監管層不難發現，每年臨近中國傳統春節的一季度，國際市場主要商品價格均會出現針對中國買盤的不小漲幅，這似乎成了一個自然規律。業內人士不難看出，在一定程度上這是由中國的政策出臺“季節性”或行政審批成本造成的。尤其是從2001年中國進口量大幅增加之后，針對中國消費者形成一個自然規律性的大宗商品上漲行情。拿金屬銅來說，從2001年以來基本在中國傳統春節前后的一季度，均出現當年最高點或次高點的價格，尤其是2004、2005與2006年的一季度針對中國套保企業匯出保證金相對困難的時候均出現驚人漲幅。2004年2月6日至3月5日、2005年2月11日至3月11日、2006年1月13日至2月3日、2006年3月17日至4月12日漲幅分別達到550、340、520和1050美元。期銅的漲幅與消費需求有內在的關系，但不能否認國外基金趁中國企業在外匯敞口報批和匯出外匯核定的時間上作了個精打細算。國外經紀在市場上有一種流傳，中國的政策成本與目前市場上的瘋狂漲勢不無關系，具體反映在匯出保證金困難重重。
這種排隊候旨等待匯出保證金的被動局面大大降低了企業的市場反映能力，這與中央銀行調整“寬進嚴出”、“解決外匯儲備過快增長的政策源頭”、擴展外匯資金運用方式、變“藏匯于國”為“藏匯于民”的外匯政策取向是相違背的。 另外從制度層面來講，由于我國長期實行的強制結售匯制度，造成企業資金成本大幅上升，也使外匯大量集中在國家手里，企業與個人外匯資產增長緩慢。相反又增加中央銀行的外匯儲備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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