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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三江
你可能不知道，被國人稱為“股神”的巴菲特也有被困擾的時候。在伯克夏公司2005年的股東大會上，巴菲特笑著對臺下的股東說，“我們的很多投資方法非常有效，但讓我們驚訝的是，只有那么一小部分人愿意采用這些方法”。
巴菲特的困擾同樣適用于中國的國情。
得益于改革開放后經濟的快速增長，2005年底中國大陸的國民生產總值已經超過英國，成為全球第四大經濟體，國民儲蓄存款也由1978年的200億元上升至15萬億元人民幣。但是，我們也發現，我們國家金融制度的安排和金融體系的建設還遠遠落后于實體經濟的增長，這種落后現在已經開始讓我們付出代價。
當巴菲特因看空美元而大舉轉向非美元資產，并在中石油H股上大賺其錢的時候，我們卻因為一成不變的外匯儲備政策而蒙受著巨大的輸入型通貨膨脹和匯率改革的風險。
與此同時，由于國民投資致富膽識普遍缺乏以及投資工具嚴重不足，僅國民儲蓄存款一項就將使中國15萬億居民儲蓄每年至少蒙受近1600億元人民幣的負資產損失，而美國家庭每年從共同基金投資中獲取的財富就有幾千億美元。
君不見，我們的父母辛苦一輩子，也就攢下幾萬元錢，如何能談得上頤養天年？你賺的那幾十萬元又怎能安然無恙足夠將來養老之用呢？加上獨生子女政策，或許“養兒防老”也很難實現。
在我看來，投資技巧最多只能給投資者帶來算術級數水平的投資收益差別，而投資觀念的更新則有可能帶來幾何級數水平的財富效應。一個勤勞的人更需要學會錢生錢的游戲，做勇敢的投資者，做理性的投資者。要知道，在當代社會，決定一個國家、一個家庭是貧是富的關鍵因素，是對金融體系的適應程度和投資致富能力的高低。
如果有了正確的理念，投資致富也許并不像我們想象的那樣困難。1952年，當和妻子蘇茜結婚時，只有21歲、后來成為世界第二富人的巴菲特就告訴妻子，自己將來會變得很富有，“但不是因為我有什么了不起的長處，甚至也不是因為我很勤奮，而只是因為我在一個正確的時間和正確的地點做了正確的事情而已”。
(作者為華寶興業基金市場副總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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