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面臨求變之時

　　中國發展模式的基礎是：

　　(1) 政府調配資源以增加資本；

　　(2) 政府利用激勵機制吸引國外資本，以促進出口增長；

　　(3)國有金融體系從出口中獲得資金，用于政府推動的進一步投資。

　　中國發展模式的基礎在于，由政府調配資源以增加資本形成，然后刺激出口增長，進而為政府引導的資本形成提供進一步的資金來源。

　　這種模式導致了附屬于政府及相關企業的財政資源和經濟活動的增加，也就是說，下放到每家每戶的款項在經濟中所占的比例正在減少。家庭收入和GDP之間的脫離正反映了這種趨勢。

　　這種模式的副產品就是加劇了收入和財富的集中，而中國關于這兩方面的統計數據都不完整。某些政府機構承認，中國的基尼系數超過了0.4 (0代表收入的完全平等，1則表示所有收入集中于1人)，一些民間調查甚至得出更高的數字。對銀行存款分配的一些研究也說明了財產已經高度集中。

　　由于中國勞動力出現剩余，因而勞動力市場是一個徹底的競技場，想通過苦干而出人頭地并非易事。另一方面，由于政府對市場施加的巨大影響，任何人只要享有政府特權，就能在高速發展的經濟中聚斂大量財富。導致不平等的原因是特權而非公平競爭，這種觀念正導致更多社會事件發生，這將影響未來幾年的經濟發展。

　　中國過分依賴貿易促進就業，使其與其主要貿易伙伴的摩擦越演越烈。中國的主要貿易伙伴，尤其是美國，對中國的貿易順差頗有微詞，并將人民幣作為解決貿易問題的一個可行方案，而人民幣的升值只會引起

　　加之產能過剩引發的投資減速，將使中國的貿易順差在2006和2007年急速增長，這將進一步加劇中國與其主要貿易伙伴之間的矛盾，并為

　　分配不均引起的內部壓力持續增加，以及中國的貿易順差帶來的外部摩擦，這些都顯示了中國靠政府引導出口以及投資帶動的發展模式已經快到達極限。一旦中國發展模式的內部矛盾逐步激化，它們將觸發一場中國不能應付的經濟危機。調整發展模式以防止潛在的經濟危機發生，保持經濟高速增長，這既是一個必然要求，也是中國的利益所在。修改這種模式勢在必行。

　　中國現在面臨的兩個最大難題是：穩定農村以及緩解與其貿易伙伴之間的摩擦。

　　中國可以且應該將其投資需求和出口需求轉變為消費需求，中國可以采取以下措施：(1)加大支持農民增收的力度；(2)提高最低工資；(3)將政府控制的資產歸還于民。通過以上轉變，我相信中國能夠保持十年的高速與高效發展，還可以消除貿易順差。

　　轉變的關鍵在于政府將經濟權力歸還于民。

　　1) 2010年以前，通過發行扶持農村的國庫券，將農民收入所占GDP的比重從2005年1.6%提高到3%，即從人民幣3000億元增加到1萬億元。以我的理解，這項赤字開支對中國城市化進程中穩定農村十分必要，還能減少其貿易順差，緩解與貿易伙伴之間的緊張關系。中國可指定銀行存款利息稅并征收財產稅來支付上述債券的利息。

　　2) 2010年以前，使最低工資額增至現在的三倍。當勞動力出現剩余時，勞動力市場將成為一個殘酷的競爭場所，導致收入集中與消費不足。由于最低工資對農民工影響最大，因此提高最低工資是穩定農村的關鍵。由于貿易

　　3) 將人均15000元的政府控制財產歸還于民。中央和地方政府控制的財產(包括已經上市和即將上市的國有企業、土地和自然資源)的總和可能超過GDP總量，比所有的居民銀行存款還要多。中國可通過征集以上財產，將其變為國有基金，再將基金股份平均分配給公民，并為民間鑄造貨幣提供適當的條件，把財產交給農民使他們可以購買城市房產，這將帶來可持續十年的消費繁榮，從而加快城市化進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