默認國內同質機構為下等 請基金監管部遠離晨星

　　侯寧

　　近日，有件事在基金及其相關評級業內引起軒然大波，證監會基金監管部3處下發給基金公司的基金部27號函”，以做“中國基金股標投資風格分析”課題為名，要求向美國基金評級公司晨星提供業務數據。在遭受質疑后，相關監管部門給出的解釋是，“委托晨星做這類分析是為了維護行業利益”。當然，這一解釋立刻引來反駁，葉檀博士撰文指出“這不

過是唯洋和尚能念經意識的又一翻版”；而市場資深人士陳仕華更直斥其為“寧予洋人，不予家奴”。

　　看來，問題的癥結還在于“另眼看待”，還在于無法“三公”，還在于以行政命令“壓迫”市場選擇的監管痼疾。而結果呢，便是使“投資秘密提供給美國機構”冠冕堂皇，便是把國內同質機構默認為下等”而不留痕跡。

　　事實上，以前這樣的“糊涂事”已經不少。2001年實行會計雙審是其一；2004年7月發審委允許“富通昭和”登陸A股市場是其二，但漫天的質疑和斥責終于讓

　　可以看出，證監會有關部門通常會走兩個極端：要么是“拿來主義”只學會皮毛，認為國際上“有名”的便靠得住，暴露出的是典型的妄自菲薄；要么是“只管低頭拉車”，嚴重脫離國情，以為股市無政治，唯錢有市場！關于后者，筆者詳述于《“富通昭和”凸顯證券市場深層精神病態》一文；而對于前者，在此倒想多說幾句，概因近年來這崇洋貶土”的毛病在我國市場經濟改革過程中實在是暴露多多。證券業有之，銀行業有之，甚至法律界也不鮮見。他們共同的邏輯都是認為我們本土“行政計劃”多年遺留下的“坎兒”太多太復雜，不借助外部力量，不借助“先進的理念”，便根本無法逾越。

　　比如，吳敬璉先生是市場經濟改革的堅決推動者，一直主張公平，尤其是起點公平，但具體到了銀行股改排斥國內民資的問題時，卻張口便叫別人“別忽悠賤賣論”了。究其根源，無非是這些精英們“慧眼識金”，看透了我國銀行之“爛”，而祭出了“先斬后奏”式的“唯目的論”殺手锏。殊不知，在事關全民福祉的大“家當”改革問題上，如果相應的公共決策一味迷信精英力量，漠視民意，則必然導致民怨沸騰，從而讓精英們最終承擔其“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

　　公平，是目的；但公平在公共決策領域，更應是過程。如果忽視了這一點，那么公平的努力也會釀出不公的惡果，大則影響國泰民安，小則禍及行業公平。此次證監會基金部的一紙公函之所以讓業內鼓噪不已，原因也便在起點的絕對不公。我們不認為國內的基金評級和研究機構有多么高明，我們也不否認美國晨星公司可能在技術上、理念上超前于國內同行，但是，排斥國內同質機構，以行政力量把同一競爭線上的公司分出三六九等，甚至強迫基金公司接受美國晨星的“研究”，其后果是什么呢？此舉破壞的，是中國證監會鐵面奉行“三公”的證券監管形象；損害的，是股改以來證監會愈來愈“好”的監管風貌；描畫出的，卻是一些部門在對待內外資企業上至今尚未“改革”的“插足者”形象。我在此要呼吁，請證監會基金監管部及早收回成命。而且，中國證監會要以此為現成案例，對內部官員們進行必要的“洗腦”。否則，這“崇洋貶土”之風不除，難免還會在“27號函”后出現“28、29、30”號等等讓國人“郁悶”的各種“公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