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募基金：幾乎黑箱操作 逐利富人的高風險游戲

　　文 本刊記者/馮慶匯

　　證券市場中，收益和風險總是對等的。投資者必須了解的是，盡管不少私募基金業績傲人，但投資私募基金的風險遠遠高于普通的開放式基金。這也是為什么開放式基金被稱為“大眾產品”，而私募基金則被稱為“富人產品”的原因。

　　保密策略和信息披露的矛盾

　　在證券市場中，如果想獲得高于平均收益的利潤，惟有“先發制人”。一旦賺錢法則被大多數人知曉并且模仿，那么原來的“高收益”也只能從高處墜落，變成“平民化”的收益。

　　“這就是為什么私募基金大多行事詭秘的原因了。”某私募基金管理人告訴記者，“事實上，在如此惡劣的生存環境中，私募基金若想獲得高收益，一來得依靠特別的內幕消息渠道，二來則是運用一些高難度的操作手法。”凡此種種均難以向投資者道明。

　　該人士表示，既然投資者希望獲得具有吸引力的回報率，那么基金經理理所當然要求很高的自由度，投資過程以及投資策略都必須高度保密，以防抄襲。對于私募基金的投資者來說，硬幣的另外一面其實就是“信息不透明”。透明度太高，會使公司很難執行投資策略，因為若詳細公布投資組合的比例，該基金的成功秘訣將會被其它投資者狙擊或抄襲。

　　從這個角度說，私募基金的運作，幾乎等同于“黑箱操作”。黑箱里到底裝了什么，沒人說得清楚。投資者很難了解基金每個月的運作狀況，重倉股，持倉比例等等信息。自然也沒有格式規范的月報、季報、年報，監管機構對此也沒有嚴格的要求。

　　這種信息披露的特殊性，不可避免會帶來基金管理人的道德風險。近期喚起各方人士關注的私募基金丑聞中，香港就有兩個對沖基金的例子。在去年5月底，香港財務顧問公司羅德利因經營困難被迫暫停香港和日本的業務，而其代理的兩只對沖基金GOT及GDT，因投資失誤而被清盤，該公司的投資者最后只能獲得投資額80%的賠償。

　　另一個例子是，對沖基金管理公司Charles Schmitt＆Associates Limited(CSAL)的高層，因涉嫌挪用客戶資產被捕。該高管被控從一只未獲香港證監會認可的對沖基金(CSA　Absolute Return Fund)中，挪用客戶93萬美元資產。

　　更加適合于富人玩

　　私募基金的這些特點，決定了它“非平民化”的特征。私募基金的投資者，必須以更高的風險作為代價，才有可能獲得更高的收益。而這種心理和財力的較量，絕非一般收入的百姓所能承受。

　　“普通百姓財力有限，承受風險的能力也不高，更適合投資開放式基金。相比之下，私募基金對于投資者的要求較高，這種富人游戲不是誰都適合參與的。”談起私募基金，某業內人士如是說。但盡管如此，自20世紀90年代以后，美國私募基金的規模每年都以20%以上的速度迅猛擴張。

　　毫無疑問，目前全球私募基金最活躍的市場在美國，對私募基金監管最完備的市場也是美國。美國證監會對于投資者的資質有極為嚴苛的規定。比如，私募基金的個人投資者必須擁有500萬美元以上的證券資產，而且最近兩年的平均收入最少在100萬美元以上。另外，只有資產在2500萬美元以上的機構投資者，才有資格投資私募基金。

　　光是這些標準，就足以說明問題的實質了——投資私募基金實際上是“富人的游戲”，因為也只有資產實力雄厚的個人或者機構，才能承受這種特殊的風險。這也是為什么所有國家的證券市場，都規定“不允許私募基金對公眾進行任何形式的廣告宣傳”。投資者只可能通過咨詢會，個別面談等等形式，了解并且投資私募基金。

　　這樣的“地下戰略”又多了層風險。因為是“地下”的，監管機構就很難將視線延伸到此，尤其是，當私募基金還處于法律灰色地帶的時候，即使有雙方完備的合同作為后盾，最后也可能被判為“無效合同”。這些都是私募基金未來發展的不確定因素。

　　良莠不齊難分優劣

　　不可否認的是，盡管整個趨勢是健康的，但私募基金仍然面臨“良莠不齊”的尷尬。即使同被稱為私募基金，其中的優劣分化卻相當懸殊。有些“不地道”的私募基金，其做法甚至令同行業人士共憤。比如有些公司，雇人先扮成股市“黑嘴”，在電視上頻頻露臉，推薦股票。爾后通過某些特別的手段將股價虛量做高，以此欺騙投資者將資金委托其管理。結果當然可想而知，資金難免虧損，甚至是被挪用。而此類事件，并不在少數。

　　也有些私募基金，盈利模式令投資者不能想象。這些私募基金，在二級市場頻繁買賣證券，美其名曰“短線投資”。而事實卻是，頻繁操作可以獲得交易商的傭金回扣，買賣越是頻繁，交易商獲得傭金越多，那么操盤人的回扣就越多。拆了東墻補西墻，這些傭金不同程度吞噬了投資者的利益。

　　這些令人憂慮的事實，也許很容易腐蝕我們對于私募基金的信心。但是也不能否認，亂世之中出英雄，目前確實也有一些私募基金值得一試。但辨別私募基金的“優”與“劣”，就變得格外重要。如果投資者沒有一雙火眼金睛，那么所面對的道德風險和制度風險或許會令你死無葬身之地。這一層篩選基金管理人的風險，必須引起足夠的重視。

　　法律和制度的缺失

　　如果說上述三個問題是國際性的話，那么中國私募基金行業所特有的問題就是，相應的法律法規的缺失。這一點，已經影響到私募基金合理制度的建設。對投資者來說，面臨的將是投資權益無法得到保護，同時私募基金的道德風險也被無限放大。

　　尤其對于一部分民營的私募基金公司，行使私募基金業務早已屬實，但法律法規的模糊界限，令其性質的歸屬成為懸案。通常國外對私募基金的定義非常寬松，只要是通過非公開方式募集的資金，同時對象是少數特定的投資者，這部分資金就能被稱為私募基金。

　　不過特別的是，在我們的法律中還有“非法集資”這條罪名，著名的德隆案件，最后被安下的罪名就是“非法集資”。但是對于什么是“非法集資”，私募基金到底是否屬于“非法集資”，很多律師都說不清楚，而且連監管層也說不清楚。

　　“國內這種性質的資金在6000到7000億元左右，我國目前的法律結構令投資者的權利無法得到保障，即使雙方簽訂了合同，最后也有可能是無效的。”某法律界人士說。這一事實，可能造成了目前大多數私募基金建立在“個人信用”或者“公司信用”的基礎之上。雙方合作的基礎，往往是熟人介紹，或者是雙方本就熟識。而這種關系是否牢靠，也只有投資者自己心里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