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金業需要一個冷靜過程

　　汪 濤

　　截至2005年7月，內地已開業的基金公司數量為47家，其中本土公司31家，合資公司16家。2005年至今，新開業的基金公司只有工銀瑞信一家銀行系基金公司。與此相對應的是，2003年、2004年每年成立的基金公司都在10家以上。

　　準基金公司不能順利開業主要有兩方面的原因：一是基金法實施后，基金公司的設立審批采取新的準則，目前處于銜接期所以暫停審批；另一方面，證券市場環境艱難，準基金公司的股東背景以券商居多，目前很多券商都不符合資質要求。從第一證券、天一證券、漢唐證券、渤海證券等券商發起的基金受困便可以看出問題。

　　相對而言，信托公司作為主發起人的遭遇更為樂觀，如搶在2004年下半年開業的天弘基金、新世紀基金，它們的主要發起人分別是天津信托和新華信托。

　　從2004年下半年開始，基金就進入了冰凍期，特別是新成立的基金公司生存日益困難，一些股東背景相對薄弱的基金公司如金鷹、天治、諾安等新設的本土公司，開業之后，一直處于虧損狀態。

　　據統計，2004年有12家基金公司的管理費收入不足3000萬元，最低僅為600萬元，而基金公司每年的運營成本基本在3000萬元以上。

　　基金的光環逐漸褪去，使得發起人開始三思，這引發了一場關于內地基金公司是多了還是少了的爭論。

　　同時，坊間的一種觀點認為，香港彈丸之地有一千多家基金公司，每家基金都有各自的生存方式，內地基金業發展困難，主要是沒有差異化經營。

　　我國基金業經歷了爆炸性增長的2003年、2004年，基金公司的發展逐漸緩慢下來。應該說，這并非壞事，在經歷了貨幣市場基金規模膨脹、合資基金公司涌入之后，我國基金業需要一個冷靜過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