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行政學院經濟學部副主任王健撰文指出，應實行提幅增頻雙向浮動的匯率政策：人民幣匯率浮動幅度要提高，匯率變化的頻率要增加，雙向浮動即人民幣能升又能降。

　　據中國經濟時報8月1日報道，國家行政學院經濟學部副主任王健撰文指出，自從人民幣實行浮動匯率以來，人民幣匯率變動幅度很小。除了2005年7月21日當天人民幣升值2%，其后，人民幣匯率變動幅度都在1.5%以內。在人民幣匯率浮動過程中，又以人民幣升值居多，可以被稱為近似聯系匯率制度，或稱為緩慢爬升的匯率制度。

　　文章認為，現行的匯率政策適應了

　　（一）促進中國外向型經濟增長。在美國和歐盟紛紛加息的情況下，美元和歐元較堅挺，近似聯系匯率制度使得人民幣相對于美元穩定、相對于歐元有小幅度的貶值，有利于擴大出口、減少進口和引進外資。

　　（二）推動外需擴張，以外需拉動經濟增長。現行匯率政策推動了外需擴張，導致經常項目順差和資本項目順差，促進了經濟增長。一是經常項目順差拉動經濟增長。出口大于進口導致的經常項目順差，刺激國內總需求，促進經濟增長，而且，出口的外貿乘數效應擴大了經濟增長的規模。二是資本項目順差直接推動經濟增長。外資流入大于流出形成的資本項目順差，增加了總需求，外商直接投資增加投資需求，投資需求刺激經濟增長，而且，投資的乘數效應放大了經濟增長的效應。三是經常項目和資本項目雙順差增加了外匯儲備，增強了綜合國力，進一步提升中國吸引外資的能力，有利于中國經濟安全和在全球化中處于較主動的地位。

　　（三）適應了中國

　　（四）有利于間接融資企業的發展。目前，中國企業直接融資比重已經從歷史最高的12%左右下降到3%左右，企業主要依賴銀行貸款進行融資，企業以間接融資為主，金融體系以銀行業為基礎。間接融資為主的企業偏好匯率穩定、競爭性貨幣。由于間接融資企業不能從匯率變動中獲利，而穩定的匯率可以使得企業避免國際貿易中的匯率風險，因而，間接融資企業偏好穩定的匯率。

　　（五）順應銀行對匯率的偏好。近似聯系匯率政策適應了銀行偏好穩定匯率的特征。在匯率比較穩定時，銀行給參與國際貿易企業的貸款收益是可以預期的，特別是出口型企業。如果匯率變化大，經營進出口企業的還貸不確定性增加，銀行收益難以預期，貸款回收概率下降，貸款風險增大。在穩定的匯率體系下，避免匯率風險的金融衍生產品很難成長。銀行與間接融資企業一樣，都偏好較穩定的匯率，對匯率變化的敏感性高于對利率變化的敏感性。人民幣小幅度升值提高了銀行收回外債的概率和收益，銀行轉借給企業的外債，需要企業以本幣還債，由于人民幣小幅度升值，企業償還外債的負擔減輕，還款概率提高，銀行轉借給企業外債的風險降低、呆賬和壞賬減少、收益率提高。

　　文章指出，現行的匯率政策，對宏觀經濟和微觀經濟有諸多利益，然而，也有以下一些弊端影響了宏觀經濟和微觀經濟的長期發展。

　　（一）增強了人民幣升值的預期。近似聯系匯率制度雖然適應了國內銀行和企業偏好穩定匯率的特征，卻增強了國際上要求人民幣升值的預期。中國連續多年都是國際收支雙順差，國際收支順差必然產生外幣貶值和人民幣升值的預期。近似聯系匯率制度與國際收支雙順差結合，增強了人民幣升值的預期 ：國際收支雙順差導致人民幣儲備增加，增強了人民幣升值的預期；國際收支雙順差越大，外匯儲備越多，人民幣升值的預期越強；對人民幣升值的預期越強，進入國內博弈人民幣升值的游資越多，國際收支順差增加幅度越大，外匯儲備增加得越多，人民幣升值的預期進一步增強。

　　（二）承受較大的國際社會要求人民幣升值的壓力。近似聯系匯率助長了國際收支雙順差，國際收支雙順差使得國內外匯市場上的外幣供給大于外幣需求，外匯市場自發機制的內在要求是外幣貶值、人民幣升值。同時，人民幣匯率持續小幅升值，使得國際社會感覺到人民幣升值的預期逐步成為現實，導致國際社會越來越不滿足于現有的人民幣小幅度升值，希望人民幣有更大幅度的升值。因此，國際收支雙順差擴大和對人民幣升值的預期及人民幣小幅度升值現實相結合，給予國際社會錯覺：如果給中國施加壓力，人民幣升值的趨勢會持續。從而導致中國承受越來越大的人民幣升值的壓力。

　　（三）近似聯系匯率制度助長國際收支雙順差，國際收支順差加劇了國際貿易摩擦。中國貿易順差增加，就意味著與中國進行貿易的國家有逆差，逆差國就會利用ＷＴＯ的規則，限制中國產品進口，保護本國產業。入世后，針對中國出口產品的

　　（四）貨幣政策效應弱化，資金流出增加。隨著雙順差增大，外匯流入增多，為了保持人民幣匯率穩定，中央銀行要以人民幣購買外匯，因而，中央銀行的基礎貨幣賬戶受制于越來越多的外匯流入，中央銀行調整基礎貨幣數量的主動性下降，貨幣政策的效應被弱化。同時，資金流出增加。流入中國的外國資金中有不少都要轉換成外匯儲備，外匯儲備中相當部分是美元債券等外國政府長期債券，中國持有的外國政府長期債券越多，外匯流出就越多。事實上，外匯儲備增加導致資金流出的增加。

　　（五）企業缺乏匯率風險意識和化解匯率風險的能力。在近似聯系匯率政策下，由于人民幣僅是小幅度地波動，企業通過適當的內部調整就可以應對匯率變化，不必通過運用金融市場的金融衍生產品等工具防范和化解匯率風險，因而，企業缺乏匯率風險意識和規避匯率風險的能力。如果國際經濟波動，人民幣匯率突然出現較大幅度的浮動，中國以間接融資為主的企業將直面匯率風險，這些企業既缺乏足夠的金融衍生產品規避匯率風險，更缺乏有效的金融衍生產品調整資產結構。

　　（六）間接融資企業的市場風險增加了銀行風險。間接融資企業對利率敏感性弱，對匯率敏感性強，對浮動匯率波動的市場適應性弱。如果人民幣較大幅度地變化，對于資金主要來源是銀行貸款的企業來說，企業向銀行的借款并不會隨著利率的升降而大幅度地波動，但是，企業經營國際貿易的收益卻隨著匯率的變化而波動，企業進行國際貿易的匯率風險增加，經營進出口企業的還貸不確定性增加，銀行貸款回收概率下降、貸款風險增大、呆賬壞賬增加，銀行利潤率和收益率下降。

　　（七）金融衍生產品難以成長，金融市場發育緩慢。為了適應人民幣匯率浮動，金融機構必須創造越來越多的金融衍生產品，以規避匯率風險。然而，金融衍生產品的活躍性依賴于人民幣匯率的易變性，人民幣匯率的易變性越強，金融衍生產品越發達，金融機構和企業都可以從高度變化的貨幣中獲得利潤。現行的匯率政策穩定了人民幣匯率，即使人民幣匯率變化，變動的幅度也很小，因而，金融衍生產品發展缺乏生存的空間：在人民幣匯率小幅度變化時，企業不依賴金融衍生產品，通過自身的調整就可以適應匯率變化；企業對金融衍生產品缺乏需求時，給企業發放貸款的銀行自然難以開展金融衍生產品業務；非銀行金融機構有開展金融衍生產品的積極性，然而，缺少服務對象，缺少顧客，金融衍生產品業務也難以開展。由于能夠防范匯率風險的金融衍生產品缺乏賴以生存和發展的市場基礎，因而金融市場發育緩慢。

　　文章指出，鑒于中國匯率政策的微觀基礎和宏觀經濟特點，應對國際社會要求人民幣匯率彈性化壓力，揚現行匯率政策之利、避匯率政策之弊，匯率政策需要調整，調整匯率政策需要新思路。化患為利的調整匯率政策的新思路是：實行提幅增頻雙向浮動的匯率政策。提幅增頻雙向浮動的匯率政策是指，人民幣匯率浮動幅度要提高，匯率變化的頻率要增加，雙向浮動即人民幣能升又能降。這樣的匯率政策，既能夠改變企業對匯率偏好、增強企業國際競爭力，又能促進金融衍生產品市場發展和人民幣利率市場化，還能真正地體現以市場機制決定匯率，有助于中央銀行在人民幣匯率的國際較量中處于有利地位。

　　（一）緩解人民幣升值的壓力，在人民幣匯率之爭中處于主動地位。國際社會在人民幣匯率之爭中，有兩個要點：一是人民幣升值；二是要求人民幣匯率更加有彈性，美國和歐盟更關注這一點。2006年5月10日美國財政部向國會提交了“世界經濟和匯率政策半年度報告”，其中的外匯市場部分再次確認，中國政府沒有操縱人民幣匯率以同美國進行不公平貿易。但報告同時表示，美國政府將積極、坦率地要求中國加速人民幣匯率彈性化。2006年4月，歐盟委員會支持中國逐步放開匯率體制的政策，該機構在一份報告中對人民幣升值的影響作出書面評估，“中國應逐步地引入更為靈活的匯率機制”，以減少美元、歐元和日元所面臨的風險。美國財政部和歐盟的報告緩解了人民幣升值的壓力，中國政府調整匯率政策有了更多的時間和空間。然而，美國和歐盟報告的共同點是：要求人民幣匯率彈性化。提幅增頻雙向浮動的匯率政策使得人民幣匯率的波動有升有降，發揮市場機制決定人民幣匯率的作用，避免了人民幣單向升值，充分表現了人民幣匯率的彈性。人民幣匯率提幅增頻的浮動匯率政策回歸了浮動匯率制度的本意：在浮動匯率制度下，政府不干預外匯市場，匯率根據國際收支情況自動地調節，匯率有升也有降，富有彈性。

　　在人民幣匯率提幅增頻雙向浮動時，可以借鑒日本在簽訂廣場協議后應對美國的經驗和對策。20世紀80年代中期，西方工業七國財政部長在美國紐約廣場旅館開會并簽訂了“廣場協議”。在會議上，美國要求日元升值，日本政府起初不愿意日元升值，隨后，在美國宣稱日元不升值美元就貶值的威脅下，日本政府同意日元升值。1986年9月，日元從1美元兌換154日元貶值為1美元162日元，10月后，日元才上升到1美元兌換146日元，簡言之，日本政府是先降低日元幣值再同美國政府談論日元升值的方案 。

　　文章認為，提幅增頻雙向浮動的匯率政策真正實現了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市場化，既可以避免國際社會指責政府操縱人民幣匯率，又可以防止人民幣升值對經濟產生的消極影響，還能夠以人民幣貶值作為籌碼積極地應對國際社會要求人民幣升值的壓力。雙向浮動的人民幣匯率改變了人民幣小幅升值的趨勢，實現了國際社會提出的“人民幣匯率更有彈性”的要求，有利于緩解人民幣升值壓力。人民幣匯率的變化幅度與頻率能根據國際市場的變化而改變，人民幣有升有降，中央銀行既可以通過人民幣升值應對國際社會壓力，也能通過人民幣貶值主動地應對國際社會的壓力。如，當國際社會要求人民幣升值壓力較大時，可以通過人民幣貶值回應國際社會的壓力，或者在與國際社會的談判中處于有利的地位。

　　（二）企業匯率風險意識和國際競爭力增強。從現行匯率政策轉為提幅增頻雙向浮動的匯率政策后，企業在應對交易風險、會計風險、經濟風險和國際金融風險的過程中，必然會逐步確立匯率風險意識，并主動地尋找有效的金融衍生產品以規避匯率風險。匯率風險在增加企業經濟損失的同時，也給企業帶來了新的獲利機會，企業可以利用資本市場的金融衍生產品規避匯率風險、將匯率風險轉化為利潤。在提幅增頻雙向浮動的匯率政策下，企業必須適應匯率的變化，具有國際市場競爭力，才能獲得更多的利潤。當人民幣升值或貶值，以人民幣標價的產品價格不變，國際貿易條件會改善或惡化，有國際競爭力的企業可以獲得更多的國際貿易利益，迫使那些揮霍資源和組織效率低下的企業加強管理、變革組織結構、節約成本、提高生產效率，增強國際競爭力。

　　（三）促進金融市場發展。人民幣匯率提幅增頻雙向浮動，企業順應匯率制度的變化，需要利用金融衍生產品管理匯率風險、化匯率風險為企業的利潤，從而增加了對金融衍生產品的需求。企業對金融衍生產品的需求增加，銀行和證券公司等非銀行金融機構會提供更多的適應企業需要的金融衍生產品，必然促進金融市場的發展。

　　實行提幅增頻雙向浮動的匯率政策，促進了金融機構創新業務，拓寬了投資渠道，增強了金融機構和企業應對匯率風險的能力。為了適應人民幣匯率頻率和較大幅度的升降和企業規避匯率風險的需求，金融機構必須創造越來越多的能夠規避風險的金融衍生產品。同時，提幅增頻雙向浮動的匯率政策增強了人民幣匯率的易變性，金融衍生產品的活躍性和成長性源于匯率的易變性，匯率的易變性越強，金融機構和企業從高度變化的貨幣中獲得的利潤越多。實際上，提幅增頻的匯率政策拓展投資渠道，使得金融機構、企業和個人都可以利用金融衍生產品（如利用外匯期權、貨幣互換等工具等）規避匯率風險，從易變的外匯市場上獲得利潤。

　　目前，中國金融衍生產品市場不發達，除了銀行現有的福弗廷等業務外，能夠防范匯率風險的金融衍生產品比較少。一旦匯率有較大幅度變化，中國的企業既缺乏有效的金融工具調整資產結構，更缺乏足夠的金融工具規避匯率風險。在人民幣匯率發生較大幅度變化時，中國內地的許多企業需要借助香港金融市場或國外金融市場上的金融衍生產品規避匯率風險或調整資產結構，企業必須為此支付成本。這些成本對于國內大企業而言可能是微不足道的，然而，對于中小企業而言，這些成本是相當高昂的。國內金融市場上迅速發展金融衍生產品，給國內企業提供越來越多的規避匯率風險的金融工具，可以極大地降低企業規避匯率風險的成本。

　　（四）推動利率市場化，增強貨幣政策效應。實行提幅增頻雙向浮動的匯率政策，企業和金融機構都需要更多的金融衍生產品防范和化解金融風險，這些金融衍生產品幾乎都與利率有關，金融衍生產品對利率的變化很敏感，企業利用金融衍生產品規避風險和獲得新利潤，不僅促進金融市場發展，而且增加了銀行等金融機構和企業對利率的敏感性，改變企業對利率不敏感、利率市場化改革進展緩慢的現象。企業對利率的敏感性提高，利率市場化進程加快，中央銀行可以較好地發揮利率政策工具調節經濟的作用，調整利率的政策效應越明顯，貨幣政策效應也越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