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盛中國首席經濟學家梁紅撰文指出，名義匯率升值能夠更有效地緩解通貨膨脹壓力，因為它可以直接收緊流動性，所以它是優于降低出口退稅率的政策選擇。

　　據21世紀經濟報道7月17日報道，高盛(亞洲)有限責任公司中國首席經濟學家梁紅撰文指出，最近媒體上關于出口退稅率可能下調的報道很多。據說下調的幅度可能是2%，主要適用于鋼鐵、紡織、輕工和冶金等行業。大多數的報道和評論認為，相對于人民幣直接升值，下調出口退稅率是一項更好的政策選擇，甚至有人認為出口退稅是對出口行業的補貼，應當全部取消。

　　文章指出，但出口退稅真的是對出口的補貼嗎？下調這項稅率從效果和效率上講優于或等同于人民幣名義升值嗎?如果仔細研究一下出口退稅的稅理基制，對上述兩個問題的回答都是否定的。

　　首先出口退稅是實行增值稅稅制的國家采取的一個普遍做法，旨在消除不同稅制導致的價格差異(如中國和歐盟采用的增值稅體制(VAT)和美國采用的商品服務稅(GST)體制)，這樣所生產的出口商品在達到最終消費者時不會包含預付稅。

　　在增值稅(VAT)稅制下，政府對所有生產和制造環節的企業征稅，計稅基礎為每個環節所帶來的商品或服務價格或價值增值。由于層層累計的增值稅包含在價格中，而最終由消費者支付，因此增值稅實際上是一種隱含的銷售稅。而美國采取的GST稅制僅對銷售商征稅(消費之前的最終環節)。與實行VAT稅制的國家相比，采取GST稅制國家的出口商品價格中并沒有包含為生產材料所支付的稅金。

　　國際通行的做法是，一旦不含增值稅的出口商品到達最終目的地，進口國會對其征收進口增值稅(稅率通常與進口國的增值稅相當)。這樣，由于進口商品的售價中同樣包含了增值稅，進口國本國所生產的同類產品在價格上就不會存在劣勢。因此，與出口退稅是對出口商“補貼”的流行說法相反，退稅制度只不過是WTO所接受的一種旨在保證本國出口商與外國進口商品生產商平等競爭的標準做法。

　　更重要的是名義

匯率升值是一個遠優于降低出口退稅率的政策選擇。第一，如上所述，調降出口退稅率無異于對國內出口商“征稅”。若進口關稅沒有類似幅度的下調，單方面降低出口退稅率的影響相當于人民幣名義升值加上進口關稅上升。因此，單方面降低出口退稅而不相應下調進口關稅將會增加貿易壁壘，從而帶來社會福利的損失。如此看來，它比通過一般通貨膨脹來矯正被低估的幣值代價更大。

　　其次，單方面降低出口退稅所造成的價格扭曲最好地體現在它對于進出口相對需求的不對稱影響。下調出口退稅率只會對出口需求造成負面影響，而不能促進進口需求。反之，人民幣名義匯率升值有助于引導需求由出口轉向進口。也就是說，它可以降低進口價格，提升進口需求，從而更加有效地減少貿易順差。

　　第三，較之出口退稅率下調，名義匯率升值能夠更有效地緩解通貨膨脹壓力，因為它可以直接收緊流動性，以及降低進口品的國內售價。

　　最后，出口退稅率的頻繁調整會帶來額外的效率損失，因為它往往會增加政策監管的不確定性(即使在一個成熟的市場經濟中，也沒有市場能夠對沖稅率風險)，削弱市場在資源配置方面的作用。

　　文章指出，人民幣重估是解決中國外部和內部失衡問題“成本”最低的途徑。但是，在2003-2004年宏觀調控的過程中，政策制定者們選擇了主要依賴行政手段控制信貸和投資審批，以及針對某些行業的緊縮政策，并且附之以出口退稅率下調3%，兩次上調準備金率，加息27個基點。但是與此同時，隨著美元的貶值，人民幣貿易加權平均匯率貶值。結果是，國內需求大幅萎縮，從而使2005年貿易順差比2004年增加兩倍多。

　　從2006年4月以來，新一輪宏觀調控開始了。同樣地，這次的政策工具截至目前包括對信貸和投資審批的行政控制，對

房地產行業的緊縮政策，加息27個基點，準備金率上調50個基點等。然而，2006年人民幣一籃子貨幣指數(TWI)再度貶值2.4%左右。

　　文章指出，截至目前，對這一輪緊縮政策的判斷是，這些措施不僅不能充分遏制通脹壓力，反而加劇了抑制內需的風險。出口退稅率下調兩個百分點會有效減緩中國出口增長嗎？在邊際上或許如此。但是，它將無益于中國增加進口，不會擴大內需，因此無助于調整

中國經濟的內外不均衡。而且，這種做法會扭曲相對價格，降低市場效率，相比之下人民幣直接升值的成本要低得多，效率要高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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