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家：金融體制改革來推動貨幣調控機制完善

　　社科院彭興韻撰文指出，長遠來看，改革中國現行以貨幣總量為中介目標的貨幣政策操作框架可能是不可避免的，但在短期內，還是應著眼于金融體制的改革來推動貨幣調控機制的改革和完善。

　　據上海證券報7月3日報道，社科院金融所貨幣理論與貨幣政策研究室主任彭興韻博士撰文指出，1998年中國改革貨幣調控機制以來，以貨幣總量為中介目標的貨幣政策框架在

中國的反經濟周期和穩定物價方面發揮了重要的作用，穩健的貨幣政策操作讓中國較快地擺脫了通貨緊縮的陰影，促進了經濟增長率的回升，同時又沒有出現過高的通貨膨脹率，基本上達到了“保持物價穩定，并以此促進經濟增長”的貨幣政策最終目標。

　　文章指出，在近十年宏觀經濟的良好表現中，中國實行的穩健貨幣政策發揮了功不可沒的作用。但是，西方國家在十多年前已放棄了以貨幣供應總量為中介目標的貨幣政策框架，這一貨幣政策框架在目前中國的實踐中也遇到了越來越多的麻煩。從這一貨幣政策框架在中國誕生的那天起，國內就有經濟學家對這一貨幣政策框架的有效性不斷提出質疑。

　　文章指出，對貨幣供應總量作為貨幣政策目標有效性的三大質疑

　　首先，央行對貨幣供應量的可控性并不令人滿意。由于貨幣供應有很強的內生性，中央銀行對貨幣供應量的可控性并不是特別強，實際的貨幣供應增長率與央行年初制定的增長目標往往存在較大的差距。例如，2005年，中國人民銀行規定了兩個層次貨幣供應量增長率均為15%，可實際的執行結果是，M2的增長率遠遠高于這一目標值，達到了17.57%，但M1的增長率僅為11.78%，又遠遠低于年初的目標值。不僅如此，不同層次的貨幣供應量增長率變化還常常顯現出相互背離的走勢。例如，2005年M2比M1的增長率高出近6個百分點。那么，央行在貨幣政策操作中更應該關注M2或M1中哪個指標？這常常會使市場或社會公眾對貨幣政策的預期產生不利的影響。當然，影響中央銀行對貨幣供應量的可控性不理想有多方面的原因，既有貨幣乘數，也有基礎貨幣方面的影響，同時還存在著另一個影響因素，即在現行的結售匯制和

　　其次，貨幣供應量與貨幣政策最終目標之間的相關性并不高。貨幣供應與經濟增長率、物價水平之間是否具有較強的相關性，也是以貨幣供應總量為中介目標的貨幣政策框架所面臨的一個突出問題。如果貨幣流動速度較為穩定，那么經濟增長、物價水平與貨幣供應量之間就可能存在較強的相關性，央行可以利用這種穩定的相關關系來制定與貨幣政策最終目標相符的貨幣供應總量目標。然而，貨幣流通速度與貨幣需求負相關，因而諸如名義收入、利率等影響貨幣需求的諸多因素也同樣影響著貨幣流通速度，它并不是單純由技術和制定因素所決定的穩定變量。貨幣流動速度的易變性，也使得貨幣供應量與中央銀行貨幣政策最終目標之間的相關關系變得很不穩定，從而大大降低了以貨幣供應量為中介目標的貨幣政策效率。近年來，國外內經濟學家在這個問題上爭論不休，但仍然無法得到一致的認識，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以貨幣供應量為中介目標的貨幣政策框架在實踐中之所以會遇到諸多麻煩。

　　再次，金融創新的不斷發展對這一貨幣政策框架的沖擊較大。金融創新可能會改變整個社會的流動性，并對原來的貨幣統計口徑帶來相當大的沖擊。商業銀行表外業務的快速發展創造了一些流通手段，而這些表外業務并不在傳統的貨幣統計范圍內。例如，銀行承兌匯票就極大地節約了流通手段，在以資產負債統計中的貨幣口徑，是難以將諸如此類的表外業務包括在貨幣之中的，但它又實實在在地對物價水平和經濟增長帶來比較大的影響。近年來，中國的票據市場發展相當快，銀行通過承兌的辦法既可以繞過法定存款準備金比率對商業銀行授信業務的限制，也繞過了中央銀行的利率管制，為企業提供融資支持，也節約了企業間商品交換的流通手段。此外，信息技術的發展、清算和支付方式的變革也會改變貨幣的流通速度，也影響著商業銀行對超額準備金的需求，從而使得貨幣供應與經濟增長、物價水平之間的關系不再平穩和可預測。最后，金融市場的快速發展和金融資產的交易吸收了大量的貨幣，并且由于金融市場的易變性使得貨幣在金融市場與實體經濟之間進行頻繁地轉換，這也會導致貨幣供應與貨幣政策的最終目標之間的關系變得更加不穩定。

　　文章指出，因此，中國以貨幣總量為中介目標的貨幣政策所遇到的諸多麻煩，實際上可能比美國當年更為嚴重。改革現行的以貨幣供應量為中介目標的貨幣政策框架是不可避免的。但是，貨幣政策框架應當轉向何方，卻又是一個存在著相當爭議的問題。

　　文章認為，總的來看，盡管貨幣總量作為貨幣政策的中介目標還存在著諸多的缺陷，從長遠來看，改革我國現行以貨幣總量為中介目標的貨幣政策操作框架可能是不可避免的，但目前我國還沒有一個指標可以完美地取代貨幣供應量作為貨幣政策的中介目標，在短期內，還是應當在繼續保持現有的貨幣政策框架下，著眼于金融體制的改革來推動貨幣調控機制的改革和完善。

　　文章指出，為了提高貨幣政策效率，必須建立起更為有效的貨幣政策框架，但一些準備性的改革也是必要的。這些改革都是圍繞利率體系展開的，至少包括：一是進一步理順中國的利率體系，加快存貸款利率的市場化改革；二是建立起中央銀行引導貨幣市場利率變動的機制，提高中央銀行調控貨幣市場利率的能力，為此需要完善公開市場操作和再貼現與再貸款機制；三是要進一步改革中國的存款準備金制度，逐步降低商業銀行的超額準備金和法定準備金存款的利率；四是進一步深化外匯管理體制及匯率機制的改革，減輕外匯占款對國內貨幣供給的沖擊，增強中央銀行的信用獨立性；五是要進一步完善短期利率與長期利率聯動的機制，充分發揮中央銀行貨幣政策操作目標利率在整個利率體系中的基準利率的作用。

　　在這里，文章強調的是，雖然中國在短期內要實行通貨膨脹目標制的條件并不完全具備，但通貨膨脹目標制的精髓卻是在貨幣政策操作中應當加以借鑒的。通貨膨脹目標制的精髓在于，它強調貨幣政策應當穩定公眾對通貨膨脹的預期，即追求“物價水平的變動不對消費和投資決策產生大的影響”的一種狀況，中央銀行盡可能地追求貨幣政策的中性，使得貨幣政策既不對經濟起到刺激作用，也不對經濟起到抑制的作用。為了讓貨幣政策達到中性的境界，中央銀行更應當強調貨幣政策的透明度、央行與公眾的溝通和中央銀行承諾的可信性。

　　文章指出，近二十年來，隨著信息經濟學的發展，產生了一種稱之為貨幣政策傳導的信用渠道理論。該理論對貨幣政策傳導機制的研究深入到了微觀層面上，更強調借款者和商業銀行之間的行為對信貸需求和供給的微觀影響。國內經濟學者也開始注意到貨幣政策傳導機制的這一新理論，并嘗試著將該理論運用于中國的研究。他們主張，中國的貨幣政策應當以銀行信貸為中介目標。在上世紀，國外就有經濟學家提出過要以銀行信貸作為貨幣政策的中介目標。

　　文章指出，信用渠道理論包括資產負債表渠道和銀行貸款渠道，它實際上是信息經濟學在貨幣政策傳導機制理論中的一種運用，它強調了借款者和商業銀行的微觀行為對貨幣政策的影響。并認為，對于利率受到管制的國家，貨幣政策的信用渠道更為適用。國內的經濟學家之所以對信用渠道理論關注，是因為從直覺看中國不僅還存在著利率管制，制度轉型中的各種不確定性也促成了中國很高的儲蓄率，而且銀行信貸仍然是企業融資的主要渠道。因此，銀行信貸的變化自然會影響到投資和消費，會對經濟增長和物價水平產生影響。根據我們的分析，銀行信貸至少相對于廣義貨幣M2與經濟增長和物價水平之間的關系更為密切。例如，從物價指數變動看，信貸增長率的變化能夠更好地解釋CPI的滯后變化。

　　文章指出，在我國貨幣政策操作的實踐中，銀行信貸的地位和作用絲毫不亞于貨幣供應總量。一般而言，央行會在每年年初會同時公布貨幣供應量的增長率目標和當年的新增信貸增加額的目標值。在近三年的宏觀調控中，信貸似乎取代了貨幣供應量而成為貨幣政策的中介目標，對此的經典表述便是“管住土地和信貸兩個閘門”。這一表述實際上賦予了銀行信貸比貨幣供應更為重要的地位。央行年初的信貸目標也成為人們判斷央行貨幣政策松緊變化的基本依據之一。雖然投資增長和物價水平的變化、貨幣供應增長率的變化等也是我國央行的貨幣政策決策中的重要參考指標，在更大的程度上，我們實際上是以實際的信貸增加額與年初央行制定的信貸目標增加額之間的偏離程度，來決定下一步的貨幣政策方向和制定相應的貨幣政策操作策略的。如果實際的信貸增長快于央行的目標值，則可能會采取緊縮性的措施；反之，則會適當地放松貨幣政策。正因如此，在歷次的貨幣政策操作中，我們才對銀行信貸的變化表示了極大的關注。雖然，在相當程度上，這是對計劃經濟體制下金融宏觀直接調控思路的一種延續，但實際上已經突破了原來那種信貸規模控制的直接貨幣調控機制的思維模式。但是，我們認為，由于我國金融市場發展仍然相對比較緩慢，企業直接融資的規模難以在短期內大幅度地增長，以銀行信貸為主導的金融結構難以在短期內得到根本性的扭轉，因此關注信貸增長的變化對我國的貨幣政策而言仍然具有重要的意義。

　　文章指出，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各國的貨幣政策不斷發展，這一轉變有兩個基本的模式。一種模式是以泰勒規則為理論基礎的美聯儲，實行以聯邦基金利率為操作目標的貨幣政策體系，這一貨幣政策框架被稱為工具規則的貨幣政策；另一種模式則是以英國、新西蘭和加拿大等國為代表的通貨膨脹目標制，這就是所謂的目標規則的貨幣政策框架。現在，全球有越來越多的中央銀行選擇了通貨膨脹目標制，或者說貨幣政策帶有越來越多的通貨膨脹目標制的特點。

　　美聯儲現任主席伯南克認為，通貨膨脹目標制主要是一種政策框架和一種溝通的策略。這種政策框架需要在政策規則與相機抉擇之間取得平衡，即所謂的“受限的相機抉擇”。通貨膨脹目標制可以改善決策者和公眾之間的溝通，同時在制定貨幣政策時提供約束和責任。溝通可以增加公眾對通貨膨脹目標制的理解和接受程度，提高政策的透明度，增強中央銀行的責任，從而降低政策的時間不一致性，避免貨幣當局通過擴張性貨幣政策擴大就業和產出。作為通貨膨脹目標制的積極倡導者，他被提名伊始就在極力為推行通貨膨脹目標制進行輿論準備。

　　歸納起來，實行通貨膨脹目標制的國家，有一些基本的經濟特征是相似的。（1）匯率制度比較靈活。靈活的匯率制度使得貨幣當局可以避免盯住匯率或者避免為人為保證匯率而吞吐貨幣。（2）央行獨立性和宏觀經濟政策框架的可信度。所謂宏觀經濟政策框架的可信度主要是指，有一個健全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二者的分工是明確的，彼此之間的關系通過雙邊協議來加以解決，彼此不存在目標沖突。（3）引入這一貨幣政策框架時的通脹率一般在10%以下。當通脹率比較低時，采用盯住通脹的貨幣制度，有利于減少轉換成本，避免經濟過大的震蕩或有過大的不確定性。顯然，中國目前的匯率制度還難以支持通貨膨脹目標制這一貨幣政策框架。

　　無論是美聯儲還是實行通貨膨脹目標制的央行，在貨幣政策操作中都將保持物價水平的穩定放在了首要目標。這些國家強調，物價穩定是指物價水平的變動對公眾的消費與投資決策會不產生影響的一種狀態。即中央銀行的貨幣政策是為了穩定公眾對通貨膨脹的預期，從而使貨幣政策盡可能地保持中性。對貨幣政策中性的追求，強調對公眾預期的穩定機制，才是規則性幣政策框架的本質屬性所在，這與相機抉擇的反經濟周期貨幣政策有著根本的區別。

　　早在20世紀90年代中期，國內經濟學家就開始關注并研究通貨膨脹目標制，并提出了中國實行通貨膨脹制的主張。從中國貨幣政策的最終目標來看，雖然中國的法律賦予了央行“保持物價水平的穩定，并以此促進經濟增長”的使命，但由于中國人民銀行的獨立性有限，在實際執行貨幣政策時，央行往往會偏離這樣的最終目標，而要去兼顧就業與金融穩定等其它的社會目標。另外，

　　文章指出，現在，無論是以泰勒規則為貨幣政策操作理論基礎的美聯儲，還是以實行通貨膨脹目標國家的中央銀行，都是以貨幣市場利率為貨幣政策的（中介）操作目標。近幾年來，國內的一些理論研究者在指出貨幣供應量不適合作為我國貨幣政策中介目標的同時，也主張以利率作為貨幣政策的中介目標。

　　利率作為資金的價格和消費者的時間偏好，它對投資和消費都存在著重要的影響。如果利率是高度市場化的、且利率的變動反映了風險與收益之間的相對變化，那么利率在引導資源的配置過程中就能夠發揮其重要的作用。隨著金融自由化的深入和金融結構的多元化與復雜化，利率在國外的貨幣政策操作中取得了貨幣供應量無可比擬的地位和作用。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利率市場化改革已經取得了相當進展，貨幣市場利率、企業債券、政府債券和金融債券的發行利率都已經完全市場化了，金融機構貸款利率上限已經完全放開，且已有一定程度的下浮空間，

　　雖然利率政策一直是中國貨幣政策的重要工具之一，但卻不是貨幣政策的中介目標。所謂貨幣政策中介（操作）目標中的利率，實際上指的是貨幣市場利率，有的國家是銀行間同業拆借利率，有的國家則是回購利率。因此，在以利率為中介目標或操作目標的貨幣政策框架下，中央銀行通過公開市場操作和再貼現機制可以改變短期市場利率，并通過短期利率的變化引導長期利率的變化。但是，由于中國的利率體系還沒有完全理順，又由于社會融資來源的銀行貸款利率也沒有完全市場化，因此中國短期利率的變化對長期利率的影響仍然是相當有限的。況且，結售匯制下的基礎貨幣被動投放，極大地縮小了央行通過市場操作手段來引導市場利率走向的空間，央行也沒有其他特別的手段如來調整同業拆借市場利率的目標值，并通過公開市場操作和再貼現機制促使實際的市場利率與貨幣政策的目標值相互一致。

　　總之，雖然以貨幣市場利率作為貨幣政策的中介（操作）目標，已經成為全球中央銀行的共同選擇，但受匯率機制、金融結構等諸多方面的制約，利率在短期內也難以擔當起中國貨幣政策中介目標的重任。

　　(吳耀明 編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