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銀河證券專家認為外匯儲備激增有五大負面影響


http://whmsebhyy.com 2006年05月29日 14:05 世華財訊

  銀河證券高級經濟學家苑德軍教授撰文指出,中國外匯儲備的高增長,并非在很好地協調經濟內外平衡基礎上的良性增長,外匯儲備激增,已經帶來了至少五方面的負面影響。

  據上海證券報5月29日報道,銀河證券高級經濟學家苑德軍教授撰文指出,外匯儲備是關系到中國經濟內外平衡的一個重要的宏觀金融變量指標。只有在很好地協調經濟內外平衡基礎上的外匯儲備增長,才是合理的增長,有積極意義的增長,值得追求的增長。實現了
這種增長,反過來又會進一步促進經濟運行與經濟增長的內外協調與均衡,使經濟發展進入一種較為理想的狀態。

  文章指出,中國外匯儲備的高增長,并非在很好地協調經濟內外平衡基礎上的良性增長。外匯儲備激增,已經帶來了多方面的負面影響,擇其要者,大體有以下五方面:

  第一,加大了央行的對沖外操作成本,削弱了央行貨幣政策的獨立性和貨幣政策調控的有效性。

  在現行的強制結售匯制度下,外匯統一由央行購買,而外匯儲備增加導致央行的外匯占款增加,基礎貨幣投放規模亦相應擴大。由于基礎貨幣投放會導致貨幣供應量的多倍擴張,因而央行為了有效控制貨幣供應量,緩解基礎貨幣大量投放形成的通貨膨脹壓力,要采取經常性的“對沖”操作措施,從商業銀行回籠資金以減少商業銀行的流動性。近年來,由于外匯儲備迅速增加,基于外匯占款的基礎貨幣投放已經成為央行基礎貨幣投放的主要渠道。2005年,基于外匯占款投放的基礎貨幣大致占基礎貨幣總量的90%左右,央行用于“對沖”操作發行的票據總量也高達27700億元之巨。如按一年期央行票據利率1.9%的水平計算,央行每年為“對沖”操作要支付一筆不菲的成本。

  此外,這種旨在弱化基礎貨幣大量投放的負面影響的“對沖”操作還帶有很大的被動性,限制了央行貨幣政策調控的空間和主動程度,也影響了央行的政策調控效果。面對巨額的基礎貨幣投放,央行的“對沖”操作常常顯得力不從心,而且也不可能通過“對沖” 完全釋放基礎貨幣投放的壓力。同時,“對沖”規模激增會導致市場利率上升,在人民幣存在很強的升值預期下,外匯會大量流入,從而又抵消了“對沖”的政策效果。同樣道理,外匯儲備激增導致的人民幣很強的升值預期,也限制了利率調控手段的作用空間。所以,“對沖”只能說在一定程度有效,但不應該作為日常政策工具而無限期、無休止地使用。

  第二,導致經濟增長的動力結構不均衡,不利于實現經濟增長向內需主導型模式的轉變。

  中國高額外匯儲備的形成,并非經濟發展階段和經濟發展水平所使然,而是政府鼓勵出口、鼓勵招商引資等政策因素和

人民幣升值預期因素在起主要作用。必須指出,中國外匯儲備激增,是在國內居民需求不振、消費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明顯不足的經濟背景下實現的,也是中國通過大量出口資源類初級產品,付出了高昂的資源和環境代價換取的。繼續依靠這種低層次的出口產品結構和粗放型的“以量取勝”的貿易增長方式來保持經常項目順差,繼續維持這種主要依靠出口和投資拉動的經濟增長的動力結構,不僅有礙于落實科學發展觀、建立資源節約型和環境良好型社會的目標的實現,而且會損害經濟增長的潛力和后勁,不利于經濟的健康和可持續發展。

  第三,增大了人民幣升值預期,導致“熱錢”大量涌入,容易引發資產價格泡沫,同時也成為誘發“匯率戰”和貿易摩檫的重要因素。

  外匯儲備激增加大了人民幣升值的壓力。海外投機資本為了從人民幣升值過程中獲取利益,紛紛投資于國內房地產和流動性強的股票市場。盡管這種“熱錢”的實際流入數額很難估算準確,但從外匯儲備增量與經常項目和資本項目兩者順差之和的差距中可以看出,這是一筆很大的數字。“熱錢”大量進入增加了央行金融調控的難度,也成為推動

房價節節走高的一個重要動因。外匯儲備激增還被海外視為人民幣被低估的具體表現,從而給一些西方國家施壓人民幣升值和對我國實行貿易制裁提供了借口,不利于形成我國經濟持續發展的有利的外部國際環境。

  第四,要承擔外匯儲備損失的風險。

  從政治角度看,中國將龐大的外匯儲備中相當部分用于購買美國國債,可能要承擔某種程度的政治風險。近年來,美國國內少數人鼓吹“中國威脅論”的一條重要依據,就是認為中國已擁有對美國債市施加重要影響的金融力量,中國如在短期內大量拋售國債,會給美國金融市場帶來嚴重混亂。其實,相對于政治風險而言,或許更值得我們憂慮和擔心的,是外匯儲備運用可能給中國帶來的經濟損失。

  文章指出,目前,中國是世界上最大的FDI輸入國之一,每年吸收600億美元的外商直接投資。為了吸引外資,中國各級政府不遺余力,給外資許多政策優惠,FDI的收益率也很高。相比之下,美國國庫券的回報率卻很低。雖然美國已經連續16次加息,但國庫券利率上升卻很有限。外商直接投資在我國獲得股權,中國用外匯購買美國國債取得債權。“債權換股權”的結果,是使中國蒙受了不小的收益損失。如果未來美元貶值,則以美元為主要內容的外匯儲備和投資于美國國債的外匯資產遭受的損失會更大。考慮到美國的加息周期不久即有可能結束,美元走軟的可能性很大,因而中國外匯儲備的安全性面臨著嚴峻挑戰。

  第五,成為導致流動性過剩的重要原因,影響了銀行的資金使用效率,加劇了經濟結構失衡。

  巨額貿易順差通過結匯轉換成人民幣資金進入商業銀行,外匯占款作為基礎貨幣大規模投放在貨幣乘數作用機制下引起貨幣供應量的多倍擴張,使市場流動性急劇膨脹。商業銀行的存差規模日益擴大,貨幣市場流動性泛濫等問題,都與這一因素有關。或許更嚴重的問題還在于,流動性過剩還會引發企業利潤下滑、投資過熱和通貨膨脹等一系列消極后果。可以說,流動性過剩現已成為我國金融運行中一個突出的結構性矛盾,成為宏觀經濟決策部門面對的棘手問題。

  身為哈佛大學第27任校長并且擔任過克林頓政府財政部長的美國知名經濟學家勞倫斯?H?薩默斯,2006年3月在印度儲備銀行發表講演時,對全球賬目失衡和新興市場國家外匯儲備激增的狀況進行了反思,提出了當今世界金融體系中資本流動的三個悖論,即從發展中國家和新興市場國家向發達工業化國家的資本流動、和美國凈外債積累相對應的新興市場國家外匯儲備的巨大積累,以及這些外匯儲備的低收益率。他的總結和概括是深刻的、切中實際的,也是發人深省的。

  文章認為,中國是一個發展中國家,資金在相當長的時期內都將是一種稀缺的資源。時下,眾多的中小企業資金緊張,解決“三農”問題和新農村建設也需要巨額資金。但中國這樣一個“窮國”花費巨大代價換來的外匯,卻以較低的利率借給一直實行高消費的“富國”,這樣做可不是資源配置的優化。在成為世界第三大FDI吸收國的同時,中國也是世界第三大凈資本輸出國,自2002年以來資本輸出每年增長50%,在付出巨大成本特別是機會成本的前提下,持有和

中國經濟發展水平很不相稱且遠遠超過了出口、償還外債等經濟活動和維護社會穩定需要的外匯儲備是不必要的。

  (吳耀明 實習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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