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元龍：管理和利用好外匯儲備是政策調整關鍵

    黃麗珠

　　外匯儲備廣義上的安全性，關鍵是外匯儲備安全性與金融安全之間的關系問題；狹義上的安全性，實質是外匯儲備的收益成本問題。

　　在今年“兩會”期間，除了國有商業銀行改革、新農村建設等經濟金融熱點問題外，

居全球第二位的我國8000多億美元外匯儲備,也引起了與會者的強烈關注。一種觀點認為這是“改革開放重大成果”的同時,強調“就人均而言并不算多”；另一種觀點則表示，外匯儲備占有大量資源,不能用于國內投資和消費，由此增加了通貨膨脹的壓力和宏觀調控的難度。為此，輿論認為,外匯儲備超過合理需求對中國政府的金融風險防范能力以及理財智慧提出了挑戰。近日，記者就以上各界關注的我國外匯儲備高增長的政策調整等問題，采訪了我國著名國際金融專家、中國銀行(澳大利亞)有限公司董事王元龍博士。

　　◇我國外匯儲備持續高增長的動因

　　自2000年起，我國外匯儲備呈快速增長趨勢。2001年末外匯儲備規模突破2000億美元大關之后，持續扶搖直上：2003年末增加到4033億美元；2004年達到6099億美元；2005年年底達到8189億美元,居全球第二位。

　　王元龍認為，從深層次來觀察，導致我國外匯儲備持續高增長的根本原因：一是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的缺陷成為外匯儲備持續高增長的制度基礎；二是我國外匯儲備的理論誤區成為外匯儲備持續高增長的政策導向。

　　從制度基礎來看。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的爆發，阻礙了人民幣匯率制度改革的進程，人民幣匯率遭遇了強烈的貶值壓力。為維持人民幣匯率的穩定，人民幣匯率制度安排被迫偏離了“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的設計初衷。此后中國經濟又受到世界經濟衰退、通貨緊縮加劇的影響，這種狀況使人民幣匯率制度逐漸成為變相的“釘住美元的固定匯率制度”。除了外部的影響之外，我國宏觀經濟相關政策和戰略的不當或偏差，導致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的扭曲，其顯著特點為銀行結售匯的強制性與銀行間外匯市場的封閉性。這種狀況必然造成外匯儲備持續超速增加。

　　從政策導向來看。在對我國外匯儲備的基本功能作用的認識上，長期以來存在著眾多理論誤區，也極大地推動了我國外匯儲備的持續高增長。

　　◇對我國外匯儲備理論誤區的評析

　　王元龍認為，我國外匯儲備理論誤區包括三個主要方面：

　　誤區之一：外匯儲備等于經濟實力1、任何事物都存在著“度”的要求，外匯儲備規模也是如此，如果外匯儲備超出合理或適度區間，不可避免地會降低資源使用效率、損害經濟增長的潛力，給宏觀經濟帶來眾多的負面影響。

　　2、外匯儲備規模并不一定完全代表國家的經濟實力。我國外匯儲備的來源由債權性儲備與債務性儲備所構成。屬于債權性的外匯儲備其來源于經常項目收支的盈余部分，這部分外匯儲備的確在一定程度上體現了我國的經濟實力。至于來源于資本項目收支盈余的這部分外匯儲備，其本身就屬于債務性，就更不可能來代表我國的經濟實力了。2004年在我國2066.8億美元的外匯儲備增加額中，資本項目收支差額為1106.6億美元，占外匯儲備增加額的54%，這表明當年一半以上的外匯儲備增加額代表的是我國的對外負債。

　　3、外匯儲備增長與經濟運行狀況之間不一定為正相關。例如，國際短期資本賭人民幣匯率升值而大量流入，就是造成2004年我國外匯儲備急劇增加的一個重要原因。

　　誤區之二：神化外匯儲備功能

　　1、外匯儲備只能調節臨時性的國際收支平衡

　　國際經驗表明，當一國出現較長時期的較大國際收支逆差時，盡管可以利用外匯儲備進行干預，但外匯儲備規模無論多大，都是有限度的，最終都可能告罄，并且隨著外匯儲備的急劇下降，還可能導致社會公眾信心的崩潰，對國內經濟發展帶來災難性的影響。

　　2、高額外匯儲備并非防御金融危機爆發的決定性因素

　　我國成功地應對了亞洲金融危機,有一種較為流行的觀點認為，應歸功于我國擁有高額外匯儲備。這種觀點值得商榷。我認為，其中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是我國資本市場沒有對外開放、對資本項目實施嚴格的管理，由于存在著“防火墻”，使得投機資本難以大規模地流出入。

　　另外，在我國實行較為嚴格的外匯管理的情況下，維持龐大的外匯儲備作為反擠兌的應急基金必要性的觀點也值得探討。例如高額外匯儲備是否真正能夠有助于提高外國投資者的信心。2004年底日本的外匯儲備額為8400億美元，在全球排名第一，外匯儲備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例也很高。但迄今為止并沒有數據表明日本對于外國投資者具有很強的吸引力。

　　誤區之三：為儲備而儲備

　　包括兩方面：消極或被動地持有外匯儲備以及把外匯儲備增加作為政策目標。

　　◇政策調整取向

　　我國龐大的外匯儲備規模，必然要求關注其安全性問題。外匯儲備的安全性包含了兩方面的含義：一是廣義上的安全性，反映外匯儲備的狀況對金融安全的影響，重點關注外匯儲備安全性與金融安全之間的關系；二是狹義上的安全性，即外匯儲備資產本身的安全，要求外匯儲備能夠實現保值、增值，其實質是外匯儲備的收益成本問題。

　　王元龍認為，保持高于常規水平規模的我國外匯儲備在廣義上的安全性處于良好狀態，高額外匯儲備為金融安全增加了保險系數；而我國外匯儲備狹義上的安全性，即外匯儲備資產本身的安全卻令人擔憂。因此，他強調我國外匯儲備政策的調整已經刻不容緩。

　　1、完善匯率形成機制

　　既然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的缺陷是外匯儲備持續高增長的制度基礎，因此，完善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就理所當然成為我國外匯儲備保持合理規模的治本之策。完善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通過完善匯率的決定基礎、矯正匯率形成機制的扭曲、健全和完善外匯市場、增加匯率的靈活性、改進匯率調節機制，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遏制外匯儲備的快速增長。

　　2、控制外匯儲備規模

　　首先，外匯儲備的變化是貨幣政策和匯率政策的一個十分重要結合點，我國可以利用利率政策和匯率政策對外匯儲備進行調控。當國際收支順差較大，涉外經濟部門又不足以承受本幣升值時，為了避免通貨膨脹，可以考慮對國外資本征收托賓稅。其次，調整外匯管理政策，政策導向由“寬進嚴出”向“嚴進寬出”轉變。再次，適時對造成國際收支長期順差的宏觀經濟相關政策和戰略進行調整，例如外貿政策、外資政策、產業政策等。注重外貿政策與外資政策、產業政策之間的相互協調；調整進口政策，動用外匯儲備進口國內建設急需的關鍵技術、關鍵設備，把一部分超額外匯儲備投資于國內，滿足國內經濟發展的需要。

　　3、加強外匯儲備管理

　　在當前形勢下，我國除了要控制外匯儲備規模，更重要的是要管理好外匯儲備、利用好外匯儲備。

　　第一，創造最佳的外匯儲備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在管理外匯儲備的過程中，除了要注意減輕其對宏觀經濟的負面影響外，當務之急是要發揮大量的人民幣儲蓄和外匯儲備對經濟增長的積極作用，建立將儲備轉化為投資、將資金轉化為資本的新機制。應制定更積極的對外投資戰略，可以考慮將外匯儲備與國有企業的跨國經營戰略、銀行的國際化經營戰略結合。如推進我國有

　　第二，注重對外匯儲備的風險管理。要求外匯管理當局在外匯儲備管理過程中建立和完善風險管理框架，該框架應當包括運用先進的風險管理技術、建立完善的內部風險管理制度和風險披露制度等。

　　第三，提高外匯儲備運營效率。外匯儲備經營與管理的總目標首先是要保持外匯儲備資金的流動性，在此基礎上再考慮保持外匯儲備金的價值，并在保證流動性、保本的基礎上尋求長期穩定的收益。

　　第四，合理選擇外匯儲備的幣種結構和資產結構。適當減持美元，增加歐元等幣種在我國外匯儲備中的比重。可動用部分外匯儲備購買黃金，不僅使儲備資產多元化，而且也有利于保值增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