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世華財訊]銀河證券經濟學家左小蕾撰文指出，管理浮動匯率不可取，“一攬子”貨幣形成機制較靈活，但任何“更靈活”的匯率形成機制的啟動和改革一定要審時度勢。
據中國證券報5月10日報道，中國銀河證券首席經濟學家左小蕾撰文指出，中央銀行行長周小川最近在亞行年會上談到，人民幣匯率更靈活的形成機制在技術上已經沒有什么問題，那么剩下的問題應該是時機和其他條件。但是，在外部要求人民幣升值的巨大壓力下，以
及在內部金融體制改革沒有建立起相應的防范風險能力的情況下，啟動任何“更靈活”的匯率形成機制，都有過度升值的風險，進而會對中國經濟造成沖擊，因此“更靈活”的匯率形成機制的啟動和改革一定要審時度勢。
匯率管理有多種機制，管理浮動機制是其中一種。較常見的是本國貨幣圍繞某一世界通用貨幣如美元浮動，浮動的上限和下限受本國貨幣當局管理。這種機制的“靈活性”在于，在浮動區間內，匯率由市場來決定。當匯率變化到達上限和下限時，貨幣當局就會入場干預。當然，貨幣當局也可以根據實際情況，對浮動區間進行一些調整，從而對所掛鉤貨幣的匯率，形成比較靈活的變化。采取這種方式在操作上比較簡單，但也有兩大弊端。
第一，美聯儲主席格林斯潘先生在2004年的G20國銀行家會議上提到，對匯率變化的預測，不會比擲骰子50%對50%的結果更好，因為人們不具備預測貨幣需求和供給變化的能力。換句話說，匯率浮動區間的大小，貨幣當局不容易掌握，否則就只有不斷干預市場或調整浮動區間。
第二，在市場普遍認為匯率偏離了均衡，有巨大升值或貶值壓力時，如果簡單地采取擴大上限下限的管理浮動模式，壓力可能強行地把市場推向一個方向，實際上變成完全盯住某一掛鉤貨幣，只不過在沖破上限或下限后，重新在一個更高或更低的水平上盯住這一貨幣，然后再做下一次的突破。貨幣當局如果沒有足夠控制外匯儲備和資本管制的能力，最終可能不得不放棄對匯率的控制。
更值得注意的是，當貨幣當局在市場的壓力下不斷地擴大匯率浮動區間時，市場投機者屢屢得手，就會引入更多的投機，從而形成惡性循環。因此，在市場壓力極大，投機氣氛已經形成時，采用區間浮動匯率，可能不但不能解決問題，反而可能給市場加溫，放大負面影響。
另一種討論得比較多的匯率機制是人民幣盯住“一攬子”貨幣的匯率形成機制。與前一機制最大的不同是，在這一機制中，人民幣是與幾個世界通用貨幣掛鉤，而不是僅僅盯住美元。
這種機制將改變人民幣目前盯住單一貨幣的靜態。這一機制下形成的人民幣匯率將是“靜”在各掛鉤貨幣的相對固定的權重上，變匯率對單一貨幣的“靜”為對多種貨幣的“靜”。“靜”在多種貨幣相互的影響是方向相反比例對等之上，是“動”中之“靜”。
這種機制的“靈活性”在于本國貨幣匯率的形成由多維變量決定，而不是原來的由單維變量所決定。這種匯率機制大大地擴展了人民幣匯率的變化范圍，“一攬子”貨幣之間的相互的任何變化，都會對人民幣的匯率產生影響，使人民幣匯率形成的“靈活性”大大加強。
首先，這是市場化程度更高一步的匯率形成機制。每個“掛鉤的貨幣”在匯率形成中都有一個權重，這個權重可以根據對各國商品與服務貿易額占總的國際貿易額的比例來決定。這就使得匯率與主要進出口貿易的貨幣支付和收支發生聯系，推進了匯率形成由資金供求關系決定的市場化機制的改善。這一方式還使得匯率形成的信息更為對稱。
其次，在“一攬子”貨幣形成機制下，人民幣對美元的匯率將不會靜止不動，而是隨著美元以及其它貨幣的匯率變化而變化。從長期來說，人民幣對美元而言可以出現升值也可以貶值。這就使那些賭人民幣升值的投機者不得不面對更為復雜的情況。
第三，盯住“一攬子”貨幣的匯率形成機制還可以減少在外匯儲備管理中過多地依賴美元，有利于從機制上減少美元資產儲備，有利于分散風險。
另外，這一匯率機制可能還有利于減少出口廠商對美國市場的依賴。這是因為匯率對美元的波動增加會相對增加對美出口的風險。同理，人民幣對其它貨幣匯率波動的減少會使廠商部分增加對其它國家的出口。
當然，盯住“一攬子”貨幣的匯率機制也有一些弊病。一是，雖然不能要求“一攬子”匯率機制形成完全使內部和外部都得到平衡的均衡價格，但是在這一形成機制中似乎沒有一個變量能對內部的不平衡有所反應。這會使形成的匯率有內部信息不充分的缺陷，也同樣會扭曲匯率價格。二是，“一攬子”所掛鉤的貨幣之間的變化，包括這些貨幣發行的國家的經濟政策和貨幣政策的變化對本國貨幣匯率的影響都大大強化，使不可控的非市場因素增加。
最后，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從與單一貨幣掛鉤的機制轉移到與“一攬子”貨幣掛鉤的機制，與原掛鉤的貨幣的匯率會相對變化最大。人民幣在當前的升值壓力下，匯率的任何變動可能都傳出錯誤信號，會引發進一步的投機。而與原掛鉤貨幣的大幅度變化正是當前之大忌。為了打擊更大的投機行為，中央銀行可能不得不實施更高水平地更頻繁地更大規模地外部和內部的干預。結果是，即使我們實施了“更靈活”的機制，美國等西方國家還是可能認為中國政府仍然在操縱匯率市場。
所以任何“更靈活”的人民幣形成機制的啟動，慎重選擇時間和環境是格外重要的。而“一攬子”貨幣機制的啟動，除了在內部金融體制相對完善和穩定的重要條件得到滿足的前提下，還要在市場對原掛鉤貨幣形成穩定升值預期的情況下，匯率變化風險的安全系數會增加。
客觀地說，盡管上述的匯率形成機制的靈活性增大，這些匯率形成機制也并不是真正的市場化匯率形成機制，也不會形成準確的市場均衡匯率水平。但世界上也沒有完全沒有政府干預的匯率機制，只是程度和方式不同而已。對于中國來說，在“合適的時候”采取“更靈活”的匯率形成機制，也是匯率機制市場化的重要一步。隨著開放程度越來越大，中國經濟越來越融入國際市場，匯率機制的市場化進程將越來越快。
如果要建立一個完全依靠供給和需求決定匯率的機制，必須具備一個主要的前提條件，就是本國貨幣必須完全可兌換。不僅是外幣可以隨時兌換成本國貨幣，本國貨幣也能隨時兌換成外國貨幣，實現資本的完全自由流動。也就是說，在資本管制下，不可能形成由供求關系決定的更高水平的市場化匯率形成機制。
但建立一個完全依靠供給和需求來決定匯率的機制是一種理想狀態，在現實情況下，我們往往不得不退而求其次，作次佳選擇。我們可以在合適的時機，即金融體制改革有了實質性進展，經濟結構增強了防范匯率風險的能力，人民幣升值的壓力真正得到舒緩，對周邊與我們有密切貿易關系的國家和地區不會造成巨大的匯率沖擊，“出其不意”地啟動“更靈活”的匯率形成機制，然后再一步一步地推動和促進更市場化的匯率形成機制。
(郭建英 編輯)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