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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華財訊]社科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所長助理何帆認為，人民幣匯率政策的調整時機已經來臨，一次性升值加緩步引入區間浮動機制最符合目前的國情，一次性升值15%-20%比較理想。
據每日經濟新聞3月30日報道，人民幣升值的預期又在“走強”。中國人民大學金融與證券研究所副所長趙錫軍認為，當前國際油價、礦石價格漲幅都很大，房地產價格也有小幅
上揚。綜合來看，目前調整人民幣匯率政策已進入嚴峻的倒逼時刻，升值只是時機、幅度問題。
社科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所長助理何帆博士表示，人民幣匯率政策的調整時機已經來臨，晚動不如早動，政府應該果斷地采取措施，首先一次性地調整人民幣匯率，并堅定地抗擊投機資本，以徹底消除當前的升值預期。成功地調整人民幣匯率政策，對于未來的宏觀經濟穩定、貿易品部門與非貿易品部門產業間的平衡發展以及中國經濟可持續增長都具有深遠而積極的意義。
但他同時指出，人民幣匯率的調整可謂牽一發而動全身，因此調整匯率政策需要慎重決策，把握住調整匯率的最佳時機。來自國際的經驗表明，匯率政策主動調整優于被動調整，調整越早成本越低，而且匯率制度的變化并沒有對經濟造成太大的沖擊，恰恰相反在貨幣危機或經濟危機中被迫放棄釘住匯率制度的國家，如墨西哥和泰國均經歷了貨幣大幅度貶值，金融體系崩潰，經濟增長放緩和政治動蕩等一系列打擊。
何帆認為，關鍵點在于“出其不意”，也就是市場上不存在普遍、嚴重的人民幣升值預期之時。他分析，如果市場上存在普遍和嚴重的升值預期，就會帶來熱錢大量流入，一旦政府在這時貿然調整匯率政策，可能會發生兩種情況：要么國際游資認為人民幣匯率的調整尚未到位，熱錢進一步大舉流入，豪賭人民幣繼續升值；要么國際游資認為人民幣匯率調整已經到位，那么就會在大賺一筆之后兌換成美元匯出，于是資本流動發生逆轉，短期內大量資本流出可能會引發國際收支危機。
“‘出其不意’就是要與市場普遍預期相反，進行反向操作。”對此一位接近外管局的人士持有相同看法，另外最好是在國內需求比較旺盛、國內宏觀經濟狀況較為穩定、貿易賬戶相對平衡、存在資本管制措施的保護、美元利率上調等諸多有利的條件下，人民幣升值的負面影響就會降到最低限度。
“中國正在進入一輪強勁增長的經濟周期，國內需求旺盛；財政收入大幅度增長，財政狀況處于相對較為寬裕的局面；由于國內經濟高速增長帶來了進口強勁增長；美聯儲已連續7次加息。惟一的一個不利條件是在人民幣升值預期下出現了大規模熱錢流入，國際投機資本瞄準中國做為炒作的最大題材，不過國際投機資本的實力和破壞力可能被人們過高估計了。”何帆表示。
有關人民幣升值的爭論已持續了很長時間，反對者的主要理由有三：升值之后，中國出口順差將會減少，甚至會出現逆差，經濟增長將因此下降，將對就業增長造成相應的不利影響；一旦升值就會形成升值預期，導致投機資本的流入，從而對金融穩定造成沖擊；升值將導致通貨收縮的惡化。
“升值利大于弊。”央行研究局的一位研究員判斷，人民幣升值的負面因系被過份地夸大了。
據他分析，升值對出口、就業、金融穩定的影響并不明顯，拿國際投機資本來說：首先中國仍然實行資本管制，國內金融市場并未對外開放，因此能夠進入中國的投機資本是有限的。政府有各種政策措施能夠挫敗投機資本，比如可以限制短期資本流出、對短期資本流動額外征稅等；其次，適度地升值也可以釜底抽薪，緩解進一步的升值壓力。
對此，趙錫軍表示贊同，他認為，人民幣升值不會帶來多少經濟損失，而收益卻是多方面的，將匯率調整到實際均衡匯率運動趨勢保持一致的水平上，意味著消除了貿易品與非貿易品相對價格的扭曲，有利于各個產業的平衡發展；積極調整匯率把匯率的主動權交到了貨幣管理當局手中，給貨幣當局一定的政策調整空間，有利于宏觀經濟穩定；匯率升值提升了人民幣購買力，其所導致的收入分配更有利于農民與城市底層的第三產業人員；匯率積極升值減少了貿易順差，有助于減少針對中國的貿易磨擦。
根據社科院世經所最新的研究成果顯示，目前，人民幣升值的收益十分明確，只不過升值的成本需要進一步分析，總的判斷的是利大于弊。
“人民幣長期被低估，名義匯率與均衡匯率、貿易品與非貿易品出現價格扭曲，導致資源配置扭曲、資金價格扭曲，利率太低，企業家借錢眼睛都不眨，土地價格低，又多了一層扭曲，使得大量資源到了出口部門。”何帆說。
何帆進一步指出，從中國的國家利益來看，低估的匯率水平和僵硬的匯率制度也蘊含著極大的風險：匯率做為貿易品和非貿易品的相對價格能夠起到引導資源配置的作用。低估的匯率會帶來資源的錯誤配置：盡管出口部門得以不斷擴張，但是國內其它行業則可能失去了發展機會。過分僵化的匯率制度給國內貨幣政策帶來了壓力，而且隨著時機的拖延，退出釘住匯率制度的難度將越來越大。盡管中國和其他東亞經濟體積累的外匯儲備大部分被用于購買美國國庫券，這有助于為美國的經常賬戶逆差融資、緩解美元貶值的壓力并幫助美國維持較低的利率水平，但美國國內政治更關注的是中國積累的對美國巨額貿易順差，這經常會受到美國國內政治的抨擊，貿易糾紛可能會越來越多。中國近年來頻繁遇到的反傾銷訴訟和其他貿易爭端均和這一背景有關，如果處理不好會影響到中國發展所需要的適宜的國際環境。
“盡管我們并不知道人民幣匯率定在何種水平才是最佳點，但是在一個大致合理的區間內，人民幣適度的升值（比如升值10%左右）就足以引起投機資本的分化。有的投機資本會賭人民幣繼續升值，但另外的投機資本就會賭人民幣有貶值的風險。”社科院世經所博士張斌表示。
此外，在宣布人民幣升值的同時，中國政府可以鄭重承諾，在未來一段時間（比如半年到一年之內）將不再調整匯率水平。由于適度升值已經在很大程度上改變了人們的升值預期，再配合以政府資本管制和貨幣政策的多種手段，這樣的政策對于市場而言是可以置信的。
而中行匯率專家譚雅玲則認為，人民幣升值問題缺少實際理論、有效操作和合理應對，不宜大幅升值，就在1%-3%之間。據她分析，大幅度升值脫離國情，并且順應熱錢預期，必將擴大投機炒作人民幣，同時我國內部經濟調整和金融改革并不利于大幅調整匯率，銀行改革的艱難和前景未定，包括國際信譽和信用的影響。
但趙錫軍卻表示，小幅度升值很難達到市場預期的水平，甚至會強化再次升值預期，進而使人民幣進入升值周期，對金融穩定的沖擊更是不言而喻。
人民幣匯率存在著一定程度的低估的同時，人民幣釘住美元的匯率制度不適合中國的今后發展。這可以說是大多數經濟學家對于人民幣匯率問題的兩點共識。
社科院金融研究所所長李揚認為，人民幣匯率制度的改革目標是建立彈性的匯率制度，這個過程是復雜而漸近的，其主要取決于三方面的條件:國內宏觀經濟形勢穩定，金融體系健全，市場體系完善；要有一個完善的方案，規避在資本項目管制放開程度很高的情況下變動匯率帶來的風險；從周邊國家的反應和世界各國的反應來看，亞洲國家不要求人民幣匯率變動，歐美在官方層面從未說過要求人民幣升值，只說匯率形成機制要改變。
“成功的匯率政策調整必須依賴于確定明晰的匯率政策目標、設計適宜的匯率政策制度以及選擇最佳的調整時機。”何帆認為，一次性升值加緩步引入區間浮動機制最符合目前中國的國情，根據數據模型分析，一次性升值15%-20%比較理想。
(李建豐 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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