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決國際收支失衡問題應采取綜合對策，概括為五個字就是：“改、疏、堵、沖、內”

　　我們的宏觀調控不能再按照過去的經驗數據來辦。在我們目前的制度變革頻繁時期，同一個經濟增長率在不同時期的貨幣信貸增長目標可以不一樣

　　當前的重點應該是引技術、引管理，而不能把開放政策僅僅停留在引資金上了。一切有利于吸納國際上先進技術和管理水平的資金我們仍要大膽地引，一切無助于吸納國際上先進技術和管理水平的資金，應盡可能拒之門外

　　在境外上市政策方面，現在應放慢除香港市場以外的境外上市節奏，鼓勵好企業、大企業在境內上市。另外一方面，要利用“一國兩制”的戰略優勢，安排好滬、深、港三市的格局

　　國家外匯儲備能注資工行、建行、中行解決資本金，為什么不能來解決中國28年改革以來長期存在又難以解決的問題，比如

　　本報記者 布波 發自北京

　　今天，2006年7月21日，是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進行一周年整。一年間，中國經濟經歷了高速增長，外貿順差連創月度新高，同時也出現了投資增速過快，信貸投放過大等問題。這一系列的問題和人民幣匯改有著怎樣的聯系呢？《第一財經日報》就此專訪了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所長夏斌。

　　1 周年回首

　　《第一財經日報》：您如何評價人民幣匯改一周年來取得的成績？

　　夏斌：匯改一年來經濟形勢基本不錯。從實體經濟來講，中國當前的宏觀經濟高增長，物價相對比較低。人們曾有的擔心：一個是擔心嚴重的通貨膨脹，物價上漲；另一個是擔心通貨緊縮，現在這兩點都不存在。當然，有些壓力，但從總體看問題不是很大。

　　目前來說，投資比較快，有些問題。但如果進行具體分析，從結構來說，也有趨好的一面。首先，新農村建設方面在加快。第二，原來一些行業如煤電油運全面緊張，現在有些行業在逐步改善，特別是交通行業投資相當快。這種快很難說是壞事。第三，從區域結構來看，現在中部、西部的投資在加快。當然，這也可能隱藏著東部產業的升級換代，東部的快是房地產為代表。我們承認投資總量比較快，要適當壓縮。但從結構方面來說，地域結構、行業結構、城鄉結構在轉好。

　　另外，就是當前貨幣信貸快，有貨幣外匯儲備的壓力問題，我認為也有央行貨幣政策調控需要改善的地方。從外匯角度看，我們很多專家、學者、媒體、境外投行大家都把注意力集中在匯率升值上。需要進一步研究，我們該做的事是否都做好了？現在說貨幣信貸壓力大，是因為外匯儲備增長快。但是我們的對沖還有沒有余地？或者說我們的貨幣信貸到現在這樣的增長水平，央行的宏觀調控有沒有存在問題？是控制不住還是沒有去控制？或者控制不好？具體目標定在哪里？

　　根據我的初步研究，我們的宏觀調控不能再按照過去的經驗數據來辦。在我們目前的制度變革頻繁時期，同一個經濟增長率在不同時期的貨幣信貸增長目標可以不一樣。打個比方，原來經濟增長10%，需要17%的貨幣供應和15%的信貸增長，有可能現在15%和13%照樣可以實現10%的經濟增長。反過來說，央行現在的宏觀調控還有許多需要改善的地方。目標怎么確定？目標確定后怎么調控？需要好好改善，這與匯率本身并不相關。

　　2 匯改前瞻

　　《第一財經日報》：您如何展望人民幣匯率改革的前景？

　　夏斌：這里首先需要談幾點認識：

　　第一，政府不能因為有人民幣升值的壓力而動匯率，也不能因為沒有壓力而不動。對于匯率改革的問題，我們要從中國自身經濟發展的需要出發，從中長期出發。當然，中國的經濟長期看好，人民幣會有升值這個過程，我們要循序漸進地改。但是，不是因為別人壓我我就改。

　　第二，如果大家承認解決全球經濟失衡不是一年半載的事，速戰速決對誰都不利，那么在保持全球經濟非平衡發展的前提下，要解決中美貿易逆差問題就不應高估人民幣匯率的作用。人民幣匯率對中美貿易的影響是有限的。但這并不意味著我們放棄和不愿意進行匯率改革。

　　第三，我認為，中國政府匯率改革的方向不會變，也不應該變，還是應該堅持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原則。

　　第四，堅持有管理的浮動匯率，我們還是有充分條件的，在制度上是有空間可以執行的。在確保中國經濟繼續穩定增長方面，也是能夠容忍的。理由是：(1)去年7月21日來，人民幣一年累計升值是3.5%；今年5月底，比年初增長0.67%，升值的條件還很大。(2)一年中，包括金融機構和企業在外匯市場改革中，適應能力在提高，包括推出了一系列外匯工具、交易工具和交易制度。(3)央行的對沖操作還有余地。這意味著我們想控制的貨幣信貸目標還是可以做到的。(4)我們解決匯率矛盾，減緩中國經濟內外失衡壓力的各種措施正在陸續推出。從這個意義上說，又支撐了有管理浮動匯率制度的繼續執行。

　　所以，我認為，在這樣一種形勢之下，可以增加點匯率的彈性，首先應該擴大些浮動區間。至于擴大多少需要有關部門認真研究。在市場浮動中，全年下來人民幣升值2%~3%，對中國經濟影響不大，更何況美元今年正趨于貶值。

　　《第一財經日報》：當前國內宏觀經濟環境對匯改有影響嗎？

　　夏斌：我認為當前匯改的關鍵問題是要盡可能消除升值的預期。現在我們一系列結構調整政策本身是有利于匯率改革的穩步推進的，也正是因為有這些政策的配合和支撐，我們才能保證有管理浮動匯率政策的實現。另外，現在進行的開放政策策略的調整，也會有利于減輕升值的壓力。從這個意義上說，也有利于匯率改革的穩步推進。如果從負面因素來說，我認為在各種因素中，最重要的是我們各項政策的調整和市場的變化不吻合或者滯后，這是對匯率改革最大的不利。

　　3 應對國際收支失衡

　　《第一財經日報》：中國應該如何應對國際收支失衡？

　　夏斌：解決中國的國際收支失衡問題，首先要放到全球經濟失衡，全球流動性過剩的背景下來研究。就中國的匯率改革本身而言，我們應該堅持市場化的方向。但是就全球經濟失衡的角度來看中美逆差的問題，我認為媒體、學者不要把眼睛盯住中國的匯率。中國的匯率不能徹底解決全球經濟的失衡問題。我們反倒應積極呼吁，美國在全球經濟失衡問題上要負大國責任。至于境外投行對人民幣升值的呼聲，我們可以理解，因為畢竟是商業機構。

　　全球經濟失衡的調整，不是一年半載的事情，不是中國一國政策所能左右的。因此，解決中國國際收支失衡的對策也就不只是匯率政策問題，而是應該采取綜合的對策。這個對策應該短期政策和中長期政策相結合，效益比較快的政策和比較慢的政策相結合。我把它概括為五個字，即“改、疏、堵、沖、內”。

　　“改”。就是要改革匯率的形成機制和外匯市場本身。隨著形勢的需要我們可以把浮動匯率的幅度區間稍微放大一些。人民幣有管理浮動背景下的升值水平還可以適當加快一些。在資本項下有限制放開的前提下盡快把外匯市場“做大做深”。

　　“疏”。疏導多余的外匯資金加以運用。簡單講就是要進一步“藏匯于民”和“藏匯于企業”。中國的國家外匯比日本多，但是日本民間企業和居民的外匯儲備加起來，遠遠超過我們的總和。因此在這方面，我們有余地可挖，還可以做很多事。比如可以改革結匯制度，讓老百姓出去旅游消費，企業出去收購。另外，我認為應該積極運用超適度的外匯儲備。按照目前情況，我們有7000億美元外匯儲備足夠了，對超額部分要“疏”，要花掉。

　　“堵”。隨著匯率改革的深入，外匯管理的難度在加大，但是并不意味著放棄外匯管理，該管的還要嚴格的管。第一，要堅決查處違法違規外匯資金的流入。第二，中國開放政策的策略要進行適度調整。改革開放是中國經濟28年來取得舉世矚目成績的偉大動力，改革開放政策現在是、將來仍然是中國經濟穩定發展的動力。但是我們要看到世界經濟和中國經濟已經發生了重大變化，在這個情況之下，如何進一步以開放政策來確保中國經濟繼續穩定增長，有些策略要調整。

　　1979年我們的國家外匯儲備才8.4億美元，1979~1989年國家外匯儲備年均才39億美元，現在一不小心到了近1萬億美元。在這種情況下，原來說的引資金、引管理、引技術。我認為當前的重點應該是引技術、引管理，而不能把開放政策僅僅停留在引資金上了。一切有利于吸納國際上先進技術和管理水平的資金我們仍要大膽地引，一切無助于吸納國際上先進技術和管理水平的資金，應盡可能拒之門外。就是說，我們很多政策要梳理，在策略上要有些調整。從宏觀上說，發展中國經濟，中國境內不缺資金。在這個背景之下，外貿政策應該限制高污染、高耗能和資源性產品的出口。

　　在招商引資政策方面，要想盡辦法限制各級政府以各種優惠、超優惠條件的招商引資和不講政策條件的招商引資。要鼓勵各級政府在引資中必須重視環保、

　　在境外上市政策方面，最初赴境外上市主要是引資金，現在應放慢除香港市場以外的境外上市節奏，鼓勵好企業、大企業在境內上市。另外一方面，要利用“一國兩制”的戰略優勢，安排好滬、深、港三市的格局，這是為了配合處理好中國轉軌期的經濟發展和經濟安全問題。

　　在外企融資政策方面，鼓勵外資企業在中國發A股，鼓勵境內的金融機構對外企進行本外幣貸款，鼓勵外國企業在境內發行人民幣債券和美元債券，解決流動資金問題，解決外企境外引進設備、生產線的資金問題。

　　在房

　　對于外匯管理政策，原來的“寬進嚴出”現在能否改成“寬出嚴進”？另外，QFII的發展應該適當控制，QDII可以適當加快，包括可以采取其他措施鼓勵民間的外匯投資境外資產。

　　對于并購政策問題，應該支持境內的企業包括民企對境外企業的并購，同時有條件地放開境內企業的并購融資政策。鼓勵境內好企業與其他企業的并購活動，金融機構要給予政策放寬，給予融資。現在外資企業拼命到中國收購，我們的企業想并購卻沒有資金，而另外一方面中國市場有這么多資金，壓力這么大。為什么不放開政策，以解決市場資金多而企業資金叫缺的矛盾現象？

　　在國家外匯儲備管理政策方面，對于超適度的外匯，也就是7000億美元以上的外匯要善于用掉，就是這7000億美元資金我們也應該吸收國際上的有關經驗，能不能“二八開”，20%用于直接探索境外的股權投資？

　　另外，在開放政策的調整上，應該全面梳理一下相關稅收政策，包括對中外企業稅收待遇不一致的政策等。

　　我認為，解決當前中國國際收支不平衡的問題，必須重新審視上世紀80年代以來外匯匱乏時的政策，進行全方位的思考，而不是把眼睛僅僅盯著匯率升值上。

　　“沖”。央行在公開市場上的對沖操作仍然有余地，這方面工作還要加強。工作還要做細，更加有藝術。與此同時，解決國內的經濟問題，有很多市場基本制度沒有健全，這些措施跟上，同樣有助于“沖”字工作的落實。

　　“內”。加快內需主導戰略的落實。如怎么樣加快發展消費、加快新農村建設、完善社會保障制度，這些都有利于刺激內需。國家外匯儲備能注資工行、建行、中行解決資本金，為什么不能來解決中國28年改革以來長期存在又難以解決的問題，比如社保基金缺口問題。外匯難道不能用嗎？央行可以和社保簽個協議，產生的收益用來彌補社保缺口，國家如有急情，央行可以再拿過來用。現在是一個好的戰略機遇，應該趕緊用這些錢來解決中國國民經濟中很難解決的問題。

　　總之，“改、疏、堵、沖、內”這五方面要全面入手。本報攝影記者/高育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