匯率和利率構成了痛苦問題的結盟。央行今年上半年的金融統計數據顯示，中國的外匯儲備余額已經高達9411億美元，今年上半年外匯儲備增加了1222億美元。而中國上半年的人民幣新增貸款2.18萬億，跟去年同比多增了7233億元，占了央行全年新增貸款目標的87%。由于央行的票據回籠運動越來越得不到預期的效果，再度加息之聲轟然大作，經濟過熱和流動性泛濫的猛獸，需要利率最后一根鞭繩的制約。另外一根對付流動性泛濫的招數——人民幣匯率，在經歷了反復“破8”的驚嘆后，穩健地向著更高的匯率數值挺進。

　　即使“7·15”精確的加息傳言破滅，也不能阻止中國未來利息的上升趨勢。

外匯儲備猛增的勢頭，在短期亦不能由外匯投資自由化運動(包括居民外匯額度擴大)以及QDII來緩解。

人民幣匯率升值同利率不同，利率是一種點調節，從一個低點迅速移動到一個高點。而人民幣匯率的移動則是一種路徑，即使確定了方向，但是，道路的寬窄往往是更重要的標準。這個“寬窄”指的是人民幣匯率的浮動區間，目前人民幣的日浮動區間大約是0.3%，而在大多時候，匯率的波動只享受了區間的1/3，即大部分時間人民幣匯率是在0.1%的圈子里波動的。

　　人民幣匯率浮動區間在未來需要大幅度地擴大，這是目前最熱門的一種聲音。“擴大論”的急先鋒是巴克萊資本，他們建議央行應該讓人民幣的浮動區間擴大到正負1.5%，區間從0.3%擴大到3%。

　　一般來說，真實匯率的波動幅度的選擇，同一個國家的經濟規模以及金融發展程度相關。 著名經濟學家羅格夫(Kenneth Rogoff)，通過對83個國家的經濟增長和匯率選擇之間關系的分析，表達了一種可以作為公式來套用的見解：如果一個國家的金融發展水平并不發達，那么匯率的大幅波動將對該國經濟產生負面作用，會降低GDP增長；但對于一個金融很發達的國家來說，匯率的大幅波動不產生負面影響，甚至有微弱的正面刺激。另外，他還發現一個有趣的現象：西半球一些國家的固定匯率制是虛假的，實際上大多數國家會在5年或更短的時間內放棄以前選擇的釘住水平，例如巴西、阿根廷。而東半球的國家，比如在1997年爆發亞洲金融危機的那些國家，在1997年之前都吹噓自己沒有釘住美元，但實際上都暗地里與美元掛鉤。

　　嚴格地說，中國應該處于羅格夫所劃分的兩種類型國家(金融發達與不發達)之間。“羅格夫的公式”顯示，中國不應該過度擴大自己的匯率波動空間。但這不是說，中國永遠守住0.3%的波幅。也就是說，中國應該用足這個波幅，因為以前的實際波幅其實只有0.1%。

　　更為重要的是，中國需要設計一個短期的規劃：這個規劃的主要脈絡是一種倒推術。即先設定今年或者明年的匯率落點是多少。在這個匯率點上，讓釘住一籃子貨幣機制下的人民幣兌美元和兌其他主要貨幣間的波動大致相近。現在的問題是，人民幣兌歐元、日元的波動范圍較大。人民幣可以兌歐元波動范圍比較大，但人民幣兌美元的波動幅度比較小，構成了某種引人注目的失衡，這種失衡將導致熱錢和投機客在三種幣種間的“游戲”。

　　在通往干預帶的路上，央行需在匯率的上升通道上設置一些狙擊點，就像哈佛大學教授Frankel說的，“有時候央行的阻力是一種必要摩擦力，人們常淺薄地把它看作是一種螳臂擋車式的無效力。”央行似乎在“8”的附近設置了一下狙擊，使得“破8”成為一個反復的“據點”。

　　央行設置狙擊點的好處在于，它可以平緩升值路徑，平滑背后的利益猜測和炒家的魯莽風格，并帶有某種規勸的味道：短期暴利的思想注定要碰壁。可以考慮，將7.8(人民幣兌美元的比例)作為一個重要干預帶的中心點。因為此時人民幣和港幣的比值是相等的(如果

人民幣升值快速超過港幣，實際上是打擊了港幣的流通性)，同時，通過調整外匯資產的比例(一籃子貨幣權重的調整)以及導致外匯流出的政策實現外匯資產平衡，來影響該點的匯率波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