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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訪新加坡金融管理局局長王瑞杰
本報記者 林純潔 發自上海
從2005年7月份人民幣匯率制度改革以來，新加坡的金融監管模式就開始引起了國內的廣泛關注，類似的匯率形成機制也使兩國有了更多的共同語言。
在全球通脹壓力倍增的背景下，中國看似獨善其身，實則危機潛伏：外有貨幣升值壓力，內要面對流動性嚴重過剩，而成品油等基本生產資料的價格改革更是增加了經濟的變數。針對全球經濟問題以及中國可能面臨的選擇，《第一財經日報》日前專訪了新加坡金融管理局(MAS)局長王瑞杰(H e n g S w e e K e a t)。
《第一財經日報》：目前通脹成為了一個全球性的話題，全球的股市最近也受到重大的影響。你對全球通脹及利率前景持怎樣的看法？
王瑞杰：過去的十年中，全球的通貨膨脹維持在了一個很低的水平，促進了全球的經濟發展。而這種相對較低的通貨膨脹水平，也使得全球的利率處于一個較低的水準。
在過去的幾年中，我們看到了大宗商品價格整體的快速上漲，但這種由需求帶動的原材料價格上漲并沒有帶動通脹率的走高。主要的原因是整體經濟的全球化，以及中國和印度經濟的發展帶來的全球勞動力市場規模的大幅擴展。
不過包括我們在內的各國央行開始關注通脹的壓力，我們看到美聯儲在加息，并認為他們還將繼續，歐洲央行也在加息，而日本央行也結束了他們的定量寬松的貨幣政策。各方都試圖在通脹還沒有失控前對其作出控制。
只要投資者的信心不出現突然的轉變,我認為單是整體利率上揚對于全球經濟增長不會有太嚴重的影響，因為全球經濟中強勁的需求和供給并不會受到太大的影響。對此我們并不感到過分的擔憂。
《第一財經日報》：相對于別的央行持續加息，MAS看來找到了另一種控制通脹的方法，那就是貨幣的升值。但是MAS是否考慮到貨幣的升值可能會對經濟增長造成影響？因為在2001年3月MAS第一次正式聲明推進新加坡元升值后的幾個月，出口表現不佳曾使MAS改口。
王瑞杰：我們并不認為強勁的貨幣會對出口造成太大的影響。而對于MAS來說，我們認為較低的通脹水平更加重要，對于消費者以及公司來說都有很大的好處，這有助于整體經濟的穩步增長。如果通脹水平過高，那就意味著整體經濟中存在了太多的不確定因素。對于MAS來說，我們的主要任務是要將通脹水平控制在一個較低的水平上。
新加坡是一個非常開放的市場，這也意味著新加坡很可能從其他的國家“進口”通脹。我們認為大宗商品的價格將會在較長一段時間內維持在高位，這會給通脹造成很大的壓力。在這種情況下，我們認為新加坡元的升值對我們有所幫助。
《第一財經日報》：MAS是否有自己的通脹目標？
王瑞杰：雖然我們非常關注通脹的發展情況，不過我們并沒有一個明確的通脹目標。我們會在我們的貨幣政策報告中對通脹的前景作出預測。
《第一財經日報》：在去年當人民幣隨著美元走強時，中國國內曾經一度興起關于如何應對可能出現的通縮的討論；而到了今年美元開始走弱，市場流動性又開始泛濫，通脹成為了主流。看起來好像匯率與國內市場的流動性有著很強的關系。你是否認為中國也可以通過人民幣升值來應對過高的市場流動性以及通脹壓力？
王瑞杰：一旦匯率形成機制從原來的盯住美元改變為了參考一籃子貨幣，這會給予匯率機制更多的彈性，并且市場機制將在匯率形成中發揮更大的作用。
同時中國是一個龐大的經濟體，其主要的貨幣政策工具仍然將是利率。目前中國市場的流動性非常充裕，中國有很高的儲蓄率，但是由于這些資金并不能在全球范圍內進行合理的配置，所以資金的回報率卻不高。所以，中國需要為這些資金找到更多的投資渠道，在這個方面，QDII是一個很重要的組成部分。
《第一財經日報》：那么中國目前最需要解決的是什么問題呢？
王瑞杰：首先我不認為人民幣的升值可以解決全球經濟失衡的問題，因為這是一個全球問題，各個國家都需要作出自己的努力。
很顯然，中國可以從刺激國內消費中得到好處。在這方面，社保體制以及養老金制度的改革將是一個正確的方向，同時還要加強農村地區的消費，取消農業稅也是非常重要的手段。雖然這些方法并不能起到立竿見影的作用，但卻是非常重要的。
事實上，人民幣目前也在緩慢地升值。去年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的改革使中國人民銀行有了調整匯率的手段，這是一個很核心的變化。但是這種匯率的調整需要嚴格的監控，因為中國是一個龐大而復雜的經濟體。
《第一財經日報》：相當長的一段時間以來，中國對一些基本生產資料實行了價格控制。但是這種控制正在放寬，政府已數次調高了成品油的價格，同時如電力和水的價格也有上調的壓力。這是否意味著原材料價格的上漲將會更加直接地反映到CPI上，市場化改革是否將使通脹風險加大？中國該如何應對？
王瑞杰：在我的觀點看來，這種調整與那種持續的通脹壓力是有區別的。作為整個市場化進程的一部分，我認為中國改革的方向是正確的。雖然可能會在一段時間內對通脹產生影響并導致利率的走高，但是我并不認為將會是長期系統性的問題，而是市場改革遲早都需要面對的問題。
從印尼的例子我們可以看到，當政府提高了燃料油的價格之后，他們給予了低收入家庭一定的補貼并提高了利率。
而且我還認為市場化的改革也并不一定意味著價格上升，從以往新加坡電力市場的改革中我們發現，競爭導致新技術的采用反而使價格下跌。所以政府需要的是建立一個有效競爭的市場，同時可以對那些存在自然壟斷的行業進行價格控制。將整個價格體系放開有利于市場對資源的合理配置，我們也將從開放市場帶來的競爭中受益。
《第一財經日報》：很多人經相信香港在亞洲金融中心的爭奪戰中已經領先了。最近的一份調查數據顯示，香港在吸引對沖基金方面已經超越了新加坡。在這種情況下，新加坡對于中國的投資者和企業來說還有什么樣的吸引力？新加坡與香港最顯著的不同點在哪里？
王瑞杰：新加坡是一個很國際化的城市，這是新加坡最大的優勢。從地理位置上，新加坡很靠近中國，而同時新加坡又非常的國際化。
整體來說，新加坡具有平穩的政治環境，其政策具有充分的可預見性；同時新加坡的制造業非常發達；而在貿易方面，新加坡與眾多國家簽訂了自由貿易協議。所以新加坡是企業進入國際市場一個很好的平臺。
對于中國企業來說，新加坡更加具有優勢。在新加坡，70%的居民是華人，講中文，而工作語言是英語。
即使從中國企業募集資金的角度來講，相對于其他的金融中心，新加坡也有自己的優勢。對于我們來講，幫助中國企業在新加坡上市并不僅僅就是募集資金，因為一個好的企業可以在任何地方籌集到資金，比如倫敦、紐約，同時銀行也非常樂于為這些企業提供資金。
我認為，一個市場是否可以幫助企業成長才是關鍵的。新加坡擁有超過7000家的跨國公司、活躍的研究與開發業以及高素質的勞動力，這些將幫助中國企業成長，尤其是在品牌建設以及市場開拓領域。同時新加坡也可以成為這些企業進軍區域以及國際市場的平臺。
對于某些類型的企業來說，新加坡可以給他們更好的成長空間。比如，航運類企業就可以在新加坡獲得更高的市盈率。
《第一財經日報》：目前監管是中國企業奔赴境外上市最關心的問題之一，那么在新加坡整個監管的環境又如何？
王瑞杰：新加坡的監管系統高標準而不失人性化。要成為一個金融中心，聲譽和信任是非常重要的。到目前為止，新加坡在銀行、保險等行業采取了巴塞爾和IOSCO等國際標準，同時我們也在風險管理監管方面作出了努力。
保證高標準監管的同時，我們也重視商業企業實際的需求。比如一個企業已經擁有了自己成熟的企業治理系統，那么他們需要做的只是向我們證明他們可以達到我們的標準。同樣我們的監管也會努力適應金融市場發展。
我們的監管風格是：高標準同時又有助于推動市場的創新。在不降低監管質量的基礎上，我們將努力使企業在一種輕松的環境下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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