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F中國事務首席官員：我沒有感到美國的壓力

　　特約記者 聶婷 華盛頓報道

　　3月20日晚，人民幣“匯率報復案”的制造者，美國民主黨參議員查克·舒默(Charles Schumer)與共和黨參議員林德賽·格拉漢姆(Lindsey Graham)抵達中國北京。

　　匯率問題是他們此行的主要目的之一。據美國駐華大使館消息，兩位議員將先后拜訪

中國外交部、人大、人民銀行以及商務部等部門的高級官員。

　　在去年4月提出的“匯率報復案”中，舒默和格拉漢姆建議美國政府對從中國進口的所有貨物征收27.5%的懲罰性關稅。由于中國于去年7月實施了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等原因，該議案的表決被一再延后，最終確定于本月31日進行投票。

　　在此過程中，輿論熱議不斷，然而人們很少聽到來自IMF(國際

　　IMF如何評價中國匯率制度改革中重要的第一步？對匯率改革一系列后續的相關問題，其政策建議是什么？IMF如何看待自己過去在亞洲的作為？美國東部時間3月16日上午10點，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現任中國事務首席官員史蒂文·杜納威(Steven Dunaway)先生，在華盛頓總部接受了本報特約記者的專訪。

　　人民幣匯率中期走勢不明

　　《21世紀》：從實際上的固定匯率到參考一籃子貨幣的匯率機制，轉軌過程中，中國作為外匯交易頻繁和外匯儲備超強的國家，可能出現的問題是什么？

　　杜納威：到目前為止沒有太大問題，畢竟人民幣兌美元匯率并沒有大幅變動，中國外匯交易的大部分也是用美元計價。而中國逐漸建立遠期外匯交易市場以提供套期金融工具，人民幣匯率更富有彈性，這也將幫助抵御潛在的問題。反而此前，中國企業在很長一段時間，都在承受來自非美元外匯的匯率風險，比如歐元。

　　《21世紀》：由于市場存在廣泛的對人民幣持續升值的預期，資本流入的壓力逐漸增大。您覺得這對中國宏觀經濟會有怎樣的影響？中國可以采取什么樣的貨幣政策緩解資本過度流入的壓力？

　　杜納威：在過去的幾年當中，當國際資本流入中國，中國央行都會買入這些外匯以維持貨幣供給。如果情況不改變，中國央行將持續面臨同樣的問題。這也是為什么我們建議中國提高人民幣匯率彈性，增強貨幣政策的獨立性以更好控制通貨膨脹的原因。

　　資本流入中的最重要一部分是外幣在中國的投資，這部分的資本流入對于中國經濟的發展是有利的。而另一部分代表了市場預期的非直接投資的外幣流入，這可以通過增加人民幣匯率的可浮動性得到控制，因為更大的浮動空間增加了投機者的風險。

　　《21世紀》：但是目前普遍的市場預期是人民幣匯率的持續升值。

　　杜納威：在短期內，市場的普遍預期可能是持續升值，但是從中期來看，人民幣匯率走向并不明朗。中國進入WTO后，進口滲透率可能會進一步提高；更多的外資公司進入中國，尤其是在服務行業；資本控制進一步降低，資本的流出會相對加劇。現在中國居民持有的主要金融資產都在銀行，但是隨著資本管制的放松，中國人也會選擇將他們的部分積蓄投資海外，重新配置以得到更多元化的資產組合。這些都是使人民幣匯率貶值的可能因素。所以從未來五年的中期來看，市場對人民幣匯率走向的預期未必如短期般一致。

　　《21世紀》：人民幣匯改勢必推動人民幣外匯市場的改革。你對人民幣外匯衍生市場的發展有何建議？

　　杜納威：我們認為中國現階段推行的改革步驟是恰當的，例如引進遠期外匯的基本協議、掉期交易。但是外匯市場發展的關鍵在于匯率的可浮動性，由于人民幣匯率的浮動性還較低，現階段，還沒有出現大量的出于套期目的的外匯交易需求。如果匯率變動的風險很低，套期可能減少的損失小于購買遠期外匯協議的成本，遠期外匯協議就沒有市場。所以只有匯率的可浮動性增強了，風險性增強了，外匯遠期交易市場才能進一步發展。

　　中國選擇了正確的時機

　　《21世紀》：你認為這是一個適當的時機嗎(從固定匯率機制轉為現行的匯率形成機制)？

　　杜納威：是的。從發達國家以往由相對固定的匯率機制轉為更靈活的匯率機制的經驗來看，成功的關鍵在于把握適當的時機：本國經濟的強盛和良好的發展勢頭相結合。但是從去年7月到現在，人民幣匯率還沒有出現大的變動，我們認為，中國允許更大范圍的匯率變動有積極的意義，這也將使央行得以更加獨立的行使貨幣政策以滿足中國經濟的發展需要。

　　《21世紀》：您提到的發達國家以往的有利經驗，具體指哪些？

　　杜納威：東歐一些國家，比如波蘭就是很好的例子。本國經濟的走強給匯率的調整提供了空間。相比之下，處于亞洲金融危機當中而被迫改變匯率機制的一些東南亞國家，就因此而產生了負面的沖擊。所以，在適當的時機有選擇地改變匯率機制，并控制轉變的節奏是非常重要的。

　　《21世紀》：你是否認為中國此次的匯率改革是部分受到來自國際社會的壓力的結果？

　　杜納威：中國政府的此次決定是否受到國際壓力的影響，我們不清楚。但是IMF自1999年起對中國政府的政策建議就一直是“增強人民幣匯率的可浮動性”。在我們看來，結合中國現階段大的經濟形勢、匯率制度、貨幣政策以及經濟產業結構調整的政策，中國政府去年7月的匯率改革是往正確方向邁出的一步。但中國仍然需要更大的匯率變動空間。

　　《21世紀》：中國國務院總理溫家寶表示，人民幣不會再像去年7月那樣行政性、一次性的升降，您認為目前每天3‰浮動區間是否合適？

　　杜納威：現階段人民幣匯率并沒有按照每天3‰浮動，現有體制仍有提高人民幣匯率彈性的空間。這個區間有可能是合適的。但我們并沒有一個確切的數字：怎樣的浮動區間才是最合適的。

　　《21世紀》：如果未來亞洲形成人民幣貨幣區，是否會使亞洲其他國家的貨幣政策變得更復雜，呈現“多因素干擾”？

　　杜納威：現在談論這個問題還為時過早，未來仍然有很多不確定因素。

　　不同國家，不同政策建議

　　《21世紀》：盡管人民幣兌美元匯率自去年7月至今已升值3%，美國參議員舒默和格拉哈姆仍然在向中國政府施加壓力要求重估人民幣兌美元匯率，否則將推動美國參議院通過“匯率報復案”。而外界同時有觀點認為，由于美國國內的個人消費太高，即使人民幣兌美元匯率再升值25%，也無法解決美國的貿易赤字。你是否贊同這一觀點？

　　杜納威：單就人民幣兌美元匯率的變動對美國貿易赤字的影響來看，其作用是不大的。但是我們確實有理由相信，改變人民幣匯率的浮動性會帶來其他一系列重要的變化。

　　正如我反復提到的央行獨立的貨幣政策，不論人民幣匯率機制變化給其他國家帶來怎樣的影響，其對中國自身是有利的：央行進行公開市場操作以吸收貨幣會給利率施加壓力，利率的上漲勢必帶來更多的資本流入。央行一方面只能吸收部分貨幣，一方面希望影響商業銀行減少信貸，但同時中國又在推行商業銀行的改革，銀行更商業化的運作勢必將信貸水平推向央行希望的水平之上，這樣于是形成一個矛盾的局面。但是如果人民幣匯率的浮動性增加，資本流入減少，這個問題就可以得到緩解。

　　人民幣匯率浮動性增強不僅對美國經常項目造成影響，也會對與中國有貿易往來的其他國家造成影響。在我看來，美國經常項目赤字的原因在于政府預算赤字，IMF對美國的政策建議是改善美國財政赤字。而對于日本和一些歐洲國家，我們建議改善經濟結構尤其是勞動力市場。對于中國，我們的建議是增加匯率的可浮動性。這些不同的建議是為了解決全世界范圍內的不均衡，但更重要的也是為了各國的自身利益。

　　《21世紀》：你怎樣評價美國參議員對中國施加壓力這一事件？

　　杜納威：這樣的政治評論，已經超出了我作為經濟學家可以評價的范疇。

　　《21世紀》：美國財政部是IMF的最大股東，在你的任期內，是否感受到來自美國的壓力？

　　杜納威：沒有。

　　《21世紀》：IMF過去對東亞貨幣制度的政策建議，以及IMF在東南亞提倡美元化的設想，尤其在東南亞金融危機之后，都被證明是不恰當的。IMF如何看待自己的過去？你是否覺得IMF在亞洲積累的威信或者失敗的紀錄，會讓中國人感到其對中國的政策建議受到來自外部的壓力，例如，美國財政部？

　　杜納威：我們和亞洲國家的關系如同我們與其他國家的關系一樣。每年我們走訪一次相應的國家，研究該國的經濟形勢、宏觀經濟政策，提供對其發展和政策變化的評價，并向其政府盡可能可信地陳述這些政策建議。而這些政策最終的決定權在于各國政府自身。今年是我任職于中國事務的第四年，我在IMF工作了20年，這是我第二次任職于中國事務，第一次是在1980年代后期，之后我任職于加拿大事務。我及我的同事將我們的經驗由發達國家帶到發展中國家，并做出獨立的政策建議。我們能做的是給出我們獨立的建議，并用足夠的理由支撐這些建議，而外界怎樣理解，并不是我們可以控制的。我們和中國政府的關系良好，我們的許多建議也得到了采納。

　　《21世紀》：IMF是否有一套評價和調整自己的政策建議的機制？

　　杜納威：是的。我們有一套內部的評價體系。同時，IMF有獨立的評審辦公室進行周期性的評價。我們給出的分析報告也要接受由各個成員國代表組成的執行委員會的評價。如果評價結果和我們的報告出現分歧，會由代表管理總監做出最終判斷、修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