拯救基業于危難的女人

　　資生堂的創始人叫福原有信，日本著名的醫學作家山崎光夫在描述福原有信創業傳奇的著作中，將福原有信譽為是“開花之人”，同時后人也多評價福原有信是“和魂洋才”的企業家典范。

　　福原有信出生時的幼名叫“福原金太郎”，自幼跟從父親福原有琳研習四書五經等漢學，還被安排往返于菩提寺，跟隨菩提寺主持學習佛經，并師從祖父福原有齋(知名的中醫)學習藥草、處方等中醫知識，他年輕時的夢想就是成為祖父那樣懸壺濟世的中醫。

　　然而，1860年代的日本正處于百年不遇的歷史轉換期，國門漸開，西學盛行。在這樣的背景之下，1864年，16歲的金太郎第一次離別故里——千葉縣松岡村(現在的館山市)，前往江戶(即現在的東京)，拜西醫名家織田研齋為師，學習西洋藥學，并從此更名“福原有信”。

　　1866年，福原有信又進入幕府醫學所學習，并成為幕府醫學所的藥劑師；1867年明治維新后，幕府被推翻，福原有信改進大學東校(東京大學醫學院的前身)學習，學成之后順利進入海軍醫院工作，1872年榮升海軍醫院藥局局長。

　　從這樣的經歷來看，福原有信無疑走的是一條通往職業醫生的華麗之路。但據資生堂名譽董事長福原義春(福原有信之孫)介紹，福原有信本人生性熱愛自由，其實并不是很能適應組織內的生存方式，且對當時日益暴走的軍閥、藩閥多懷不滿。

　　同時，當時的日本，談到藥物，粗制濫造者多，甚至假藥橫行。加上醫藥不分、以藥養醫的模式弊端頻現，作為職業醫生的福原有信希望能推動“醫藥分離”，并希望通過自主創辦藥店來研發生產高質量的良藥。

　　1872年，年僅24歲的福原有信辭去公職，與矢野義徹、前田清則共同創辦了“三精社”，主業之一便是在出云町(現在的銀座七丁目)創辦了一家西式藥店，雖是西藥店，但福原有信卻賦予了其東方內涵，他從中國《易經》的“至哉坤元，萬物資生”一句中選取“資生”二字，取名“資生堂”，寓意大地浩瀚、承載孕育萬物。

　　如今或許難以想象，但當時的日本大街小巷全是中藥店，福原有信創辦的這家充滿了濃濃東方氣息的“資生堂”，被后人視為是日本近代西藥店的先驅。日本著名作家小野田素夢在其散文名作《銀座通》中就描述道：“資生堂的開業，侵略了中藥店的領地。”

　　“資生堂”剛開業時，藥店二樓設為診所，福原有信邀請陸軍軍醫松本良順等人坐鎮會診，曾引起關注。但創業維艱，西藥在當時還沒有被日本百姓廣泛接受，而且福原有信堅守一定要銷售“純良正確”的藥物，這造成難與市面上低價粗劣藥競爭，“資生堂”在開業5年后的1877年便因資金短缺而陷入經營困難，藥店被迫搬離銀座一等地(1897年又重新搬回)。

　　據資生堂公司史料記載，因此背上了債務的福原有信甚至曾在除夕夜遭遇債主登門催債。但即使如此，福原有信仍然為推進醫藥分離而奔波，他把“資生堂”西藥店的日常運營交給妻子(名“德”，后人尊稱“德夫人”)負責，在男尊女卑觀念仍然根深蒂固的當時，聰慧勇敢的德夫人稱得上是拯救“資生堂”的第一功臣，她積極奔走于許多醫院，希望能得到來自醫院的制藥委托業務。

　　比如，當時就幾乎每天都往返于開業不久的“東京慈惠會醫院”，這家醫院系高木兼寬(后成為東京帝國大學教授)創辦，面向上流社會提供醫療服務，德夫人的堅韌努力讓其得到了來自該醫院的制藥委托，這讓“資生堂”的知名度迅速提升，業績也逐漸轉好。后來，德夫人又通過一些途徑，讓“資生堂”的制劑成為天皇宮家御用指定產品，并成功邀請到美子皇后(后來的“昭憲皇太后”)走訪福原家別墅，這被媒體廣泛報道。德夫人也逐漸被世人稱為“賢夫人”，并隨著文明開化的推進，成為近代較早登上雜志封面的日本女性。

　　福原有信在此期間，除了嘗試成立“東京制藥所”，銷售大眾常用的廉價普通藥外，更多的精力花在了推動“醫藥分離”。1879年他推動日本通過了“藥鋪開業考試”制度，1882年又組建了“東京藥鋪會”，試圖通過組建行業協會等壓力團體來促使政府完善醫藥分離的法制。

　　1884年，福原有信又推動成立了政府資本的國營企業——“大日本制藥”公司，出任級別甚高的專務董事(總裁及副總裁皆為政府任命的官僚)，這家公司被視為是日本近代制藥企業的雛形。顧名思義，“大日本制藥”的主要產品是藥劑、藥品，但后來也開始涉及生產護膚品、香水等化妝品，這一經歷對后來“資生堂”轉型進入化妝品領域，無疑產生了潛移默化的影響。

　　此后，福原有信又參與創建了“帝國生命保險”公司(1888年成立)，即如今大名鼎鼎的“朝日生命保險”公司，這是日本近代第二家大型生命保險公司，福原有信在1891年出任公司專務董事兼法人代表，1893年出任公司總裁，并帶領公司在1898年超越“明治生命保險”公司，躍居日本三大生命保險公司之首。

　　福原有信成為名符其實的實業家，在日本醫學、制藥、保險領域聲名大振，也促使日本政府在1889年修改了醫藥法，藥劑師的地位得到法律保證；同時又發起成立了生命保險業協會，并推動政府在1900年制定了“保險業法”。

　　可以說，福原有信是日本近代不折不扣的開拓型實業家，《福原有信傳》(資生堂，1966年)的著者永井保評價道：“福原有信出于對藥的興趣從醫生轉身成為藥劑師，后經營藥劑店，努力提升藥劑師地位和水準，又參與創建制藥公司，進軍與藥關聯的化妝品行業，后又創建生命保險公司。這一系列的成就都與福原有信的人格有關，他算得上是一個人格圓滿之人，做事并非強出頭站在風口浪尖上引領，而是善于平衡人際關系，善于協調各方，這讓他在醫學、藥學等領域都收獲了聲望。”

　　毫無疑問，福原有信自始至終都是資生堂的靈魂人物，但正如《福原有信傳》著者永井保所言，“福原有信大概只在資生堂創業的頭十年，真正集中精力地參與了資生堂的經營，此后便轉向了其他事業。”

　　真正引領資生堂初期發展的是德夫人及長子福原信一。在此期間，作為藥店的“資生堂”推出的代表性產品有治療精神疾病的“神令水”、治療白血的“清女散”、漱口用的“金水散”、“蒼生膏”、健胃的“pepushine糖”，以及“福原衛生磨齒皂”、“腳氣丸”(被視為是日本最早的國產維他命劑)。

命運般的邂逅

　　實際上，福原有信早在1897年就利用老朋友、東京大學教授長井長義的處方，領導資生堂推出了第一款化妝品——EUDERMINE化妝水，“EU” 在希臘語中意思是“好的”，“DERMA”則是“肌膚”的意思。這款產品被當時的消費者俗稱“資生堂赤水”，倍受好評，即使至今跨越百年，也仍在推出新款。

　　但真正主導了資生堂從藥店轉型為化妝品公司的是福原有信的三子——福原信三，他被視為是資生堂的“中興之祖”。

　　福原信三生于1883年，原本立志當畫家，但因長兄福原信一身體羸弱，次兄福原信二早年夭折，而不得不遵從父命接班。最初他被安排至千葉醫專(即現在的千葉大學醫學院)讀書，后又被安排至哥倫比亞大學藥學院留學。

　　在哥倫比亞，福原信三結識了正在留美苦修的窮畫家川島理一郎，以及邊在紐約大學留學讀市場營銷邊在百貨店、餐館打工的窮留學生松本升，這可以稱得上是命運般的邂逅，川島理一郎后來成為“資生堂美學”的奠定者，而松本升則是福原信三一生的絕佳搭檔，這恰如索尼創始人井深大與盛田昭夫、本田汽車創始人本田宗一郎和藤澤武夫，一個擅長技術、設計或研發，一個則是經營天才。

　　福原信三在美國期間，曾先后在藥妝店和化妝品工廠打了兩年的工，他的辛勤工作獲得了好評，當他要回國的時候，打工的化妝品公司老板將多項化妝品配方當成禮物送給了他，這為資生堂的后期產品開發奠定了良好基礎。

　　福原信三不僅在美國留學，還曾游歷歐洲的巴黎等時尚圣地，他1916年回到日本，此后的資生堂因為他而產生了根本的變化。

　　福原信三回國時，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去拜訪三越百貨，因為他在美國情投意合，約定并肩努力的松本升在那里任職。他說服三越百貨同意挖走松本升，委任松本升擔任“專務”(類似COO的角色)，公司的運營、銷售幾乎全部交給了松本升負責，他本人則主要負責產品的風格及美學設計。

　　福原信三回國不久后做的第二件事，就是在“資生堂”藥店的旁邊建了一座嶄新的三層樓，命名為“資生堂化妝品部”，這宣告著資生堂正式將化妝品事業從藥店的業務中分離，也是創業已近45年的資生堂，轉型進軍化妝品行業的起點。

　　福原信三對藝術的追求和熱愛，深深地影響到了他的經營思維，他不但對產品品質格外挑剔，而且非常重視形象包裝，強調內容和形式的完美統一。福原信三一生最為人稱道的口頭禪“一切讓商品說話！”，如今已成為資生堂的企業DNA，代代相傳。

　　1916年他召集當時頂尖的設計師，專業策劃成立“意匠部”，主要負責產品設計及企業宣傳推廣，這是日本近代企業中較早的“公關宣傳部”。除了總裁辦公室外，福原信三在“意匠部”也安置了辦公桌，親自督戰產品設計及海報宣傳、品牌推廣。

　　福原信三的藝術天賦，以及在歐美的經歷，讓他很好地做到了東西結合。比如，在他的主導下，資生堂宣傳海報的“美人”形象，就是很好地融合了東方格調與歐美尊貴氣質的夢幻女郎形象，這在當時無疑是極為時尚、極富新意的設計。

　　其實，就連資生堂的“花椿”品牌符號都是福原信三苦思冥想，自主設計的，迄今在化妝品業內頗具影響，為資生堂帶來超穩定客戶群的《花椿》雜志、“山茶花俱樂部”等都是福原信三期間創建的。

　　福原信三之所以被稱為是資生堂的“中興之祖”，還不僅僅是改革了資生堂的產品形象，還在于在松本升的鼎力協助下，他改變了資生堂的企業模式，將資生堂從一家藥店改造為合資公司(1921年)，并進一步改造為股份制公司(1927年)，而且在日本率先導入了美國流行的自由連鎖經營(voluntary chain)模式。

　　但經營從來都不會一帆風順，在福原信三任職總裁的33年間，先后經歷了華爾街崩盤、全球經濟蕭條、金融危機等時代災難。1940年資生堂也曾遭遇戰爭帶來的滅頂之災，當時的日本深陷戰爭泥潭，全國物資缺乏，化妝品作為23種奢侈品之一遭遇禁產。面對困境，福原信三順應形勢，轉產肥皂、牙膏、鞋油、鋼筆、維生素等產品來維系企業生命。

　　1948年，在資生堂正處于戰后重建的時點上，經歷了明治、大正、昭和三個風云激變時代的福原信三離世，享年65歲。他所確定的“融合東西方美學和知性”、“一切讓商品說話”的理念，深刻地影響了資生堂后來的發展。

　　此外，他還很好地繼承并延伸了“不濫用權力，不屈服權勢，避免家族勢力介入公司經營”的福原家族傳統，任人唯賢，唯才是舉，他1940年就將總裁職位交給了松本升接任。從福原信三起至今，資生堂已歷經16任總裁，但其中只有三位來自福原家族(第1任總裁福原信三、第7任總裁福原信和、以及第10任總裁福原義春)。

“總裁之位不是國王”

　　福原義春是福原有信之孫(福原有信第五子福原信義的長子)，1931年生于東京，是資生堂的第10任總裁(1987年至1997年)，如今擔任資生堂名譽董事長，仍維持著對資生堂經營的影響力。

　　哈佛大學教授、新儒家代表人物杜維明在2013年曾斷言，“我不認為目前中國的任何一個企業家有資格算儒商”，“臺灣有沒有儒商很難說”，卻同時高度評價道：“有三個日本人我認識且認為是儒商，一個是稻盛和夫，第二個是諸橋晉六(注：三菱商事原董事長)……第三個人就是資生堂原總裁、家族事業的第三代傳人福原義春。”

　　福原義春是日本企業家中少有的著述頗豐的作家，至今已出版了《美：發現看不見之物》、《立身社會的公司人》、《多元價值經營時代》、《文化資本的經營》、《部下制造的人》、《生存即學習》等，2007年出版了自傳《我的多軌人生》，在這本書中他詳述了成長經歷及資生堂的國際化之路。

　　福原的童年時期，正是日本最艱難的二戰末期，他從小食不果腹，但酷愛讀書，且與福原家族的長輩們一樣熱愛藝術。雖然讀了很多書，但當他知道自己成為企業經營者的時候，仍后悔地說：“歷史典籍中早已蘊藏著經營精髓，只是當時沒去深入挖掘。”

　　雖然是自己祖父創辦的公司，但福原義春1953年進入資生堂工作時，也是通過公開的招聘渠道，他在面試時被問的問題是“你會騎腳踏車嗎？會打算盤嗎？”，進公司后也是一名普通員工，而且是當時資生堂普通員工中唯一的大學畢業生，一開始也是從最基礎的跑銷售、送貨做起。

　　在底層整整歷練了25年后，他才在1978年升任部長，在部長的位子上又干了近10年后，由于公司總裁大野良雄1987年突然病故，而被臨時推選了公司總裁，時年56歲。上任之初，內心忐忑的福原義春勉勵自己：“總裁之位不是國王，要按照手藝人的方式去擔任總裁。”

　　福原義春認為自己主政的十年(20世紀八九十年代)，“正是日本企業經營價值觀發生巨變的時代”，他在公司內部推行了“著裝自由化”和“統一敬稱”，允許員工自由著裝，鼓勵對公司上級直呼其名。他反復強調“每個員工成為一個獨立的人比什么都重要。”

　　在組織機構改革方面，他也毫不含糊，不斷地在公司內強調：“不能像過去那樣運作公司，那種縱向傳遞信息的方式是溝通不暢的根本原因。”并從養殖蘭花的經驗中總結出：“只要營造出便于員工成長，有效率的公司環境就好，用不著事無巨細什么都管，總是胡亂批評指責，不利于人的成長”。

　　福原義春在自傳中自我總結道：“原本漂浮在公司內的沉悶空氣多少減輕了一些，大企業的僵化弊病以及宗派主義也得到了一定的治理。”對于公司改革，他的感受是“斷而敢行，神鬼避之”。

　　同時，福原義春對資生堂走向全球化經營貢獻巨大。早在1978年，公司董事會對海外擴張持懷疑態度的時候，他就提出必須“用金錢去買時間”，力主公司在有能力的時候必須敢于承受一定風險去海外拓疆擴土。

　  但當時的資生堂內部，并沒太多國際化的人才，沒有人知道如何開辟海外市場，福原義春則信心滿滿地說：“我們需要從已經住慣了的大陸出海航行，尋求另外的島嶼，我們的確沒有航海圖，但可以仰天憑借日月星辰辨別航向，這日月星辰就是顧客。”

　　他花費高昂的代價，邀請全球著名的形象設計師進行合作，不斷開辟了資生堂法國分公司、美國分公司，并在1980年將資生堂引入中國，成為最早進入北京經濟開發區的外資企業，這些不懈的努力讓資生堂真正走向了海外，奠定了在全球行業格局中的地位。

　　同時，福原義春在1999年從經營的角度首次提出了“文化資本”這一概念，即他認為，文化性創造有助于經營，以往的創造像投資積累一樣成為下次創造的臺階，對于經營來說，文化也具有資本的作用。

　　從福原有信的“和魂洋才”，將東方文化與西方技術相結合創立資生堂，到福原信三通過“東西方技術兼收并蓄”取得品牌戰略的成功，再到福原義春的文化資本論，可以說福原家族在賦予資生堂獨特文化定位及傳承上是一脈相承的。

　　資生堂140多年的發展史，很好地說明了何為“接力”，接力意味著每一代人在接過接力棒時都需要奮力跑完全程，為家族事業做出應有的貢獻；同時，資生堂走過的路也很好地說明了何為“傳承”，傳承到底傳什么，顯然資生堂福原家族的答案不是“金錢”，而是恒久彌新的文化基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