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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鄢烈山
全國政協常委謝麗娟等人，在全國政協十屆六次常委會議上，大聲疾呼“現在是大力提升我國技術創新能力的時候了！”他們之所以如此著急，是因為我們面對這樣的現實：我國發明專利只有日美的1／30、韓國的1／4，核心技術與關鍵裝備基本依賴引進；“韓國和日本對技術的引進與消化吸收創新的費用之比是1∶10；而我國卻是10∶1，以致容易陷
入‘ 引進一代、落后一代、再引進的怪圈’”(引自《新華每日電訊》7月9日報道《“引進、落后、再引進”：中國企業懶得創新》)。這是講技術領域，至于科學領域，問題就更嚴重了，因為我們的國力有限，在基礎理論研究這方面的投入比例本來就很低。
“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我們已經喊了多年，呼喚“創新意識”的“力度”不可謂不大，為什么會出現這種令人堪憂的狀態呢？《新華文摘》今年第7期收錄了兩組共6篇關于這個問題的學者專論的概要，足見有識之士對這一現象共同的高度的關注。其中蘇坦坡《原創缺失的深層原因》一文說得最直白，概括為“政府好近功、國人官癮重、體制積弊多、社會缺寬容”這樣“四個根由”。他的“號脈”不一定準確，但至少不算離譜吧。
我們的祖先為人類貢獻了“四大發明”，我們沒有資格將今日的落后歸咎于先人，而只能從現實找原因。但這并不妨礙我們從歷史與現實的聯系角度，反省我們是“與時俱進”，跟上了世界進步潮流，還是固守先人的政治與文化傳統，刻舟求劍，拉大了與發達國家的差距。我覺得，國人之所以“懶得創新”，是因為我們還深受“前現代”的政治與文化傳統羈絆，且不利于科技創新的制度與觀念在諸多方面有愈演愈烈之勢。
統治我國數千年的政治文化與宗法等級制度“三綱五常”，重的就是紀律與服從，從不鼓勵思想自由與探索創新。這種狀態在我們的社會管理與學校教育中得到了改變嗎？從政府部門到企事業單位，有那么多唯我獨尊的“一把手”；從家庭到學校，對孩子們最大的認可就是“聽話”。在這種文化氛圍中，探索與創新何其艱難！
兩千年來，中國是“萬般皆下品，惟有讀書高”。讀什么書？四書五經。怎樣衡量讀得好不好？看代圣賢立言是否中規中矩。讀得好有什么好處？做官。做官為什么？升官發財。國人渴望升官發財，癲狂到有送人棺材模型以表祝福的民俗，竟一反忌諱死亡的常態。如今的“升官發財”可以說發展到了史無前例的階段。否則，無法解釋為何有那么多買官賣官的窩案發生。微軟全球副總裁李開復說，在微軟公司“優秀技術人員的待遇與管理層相同”(見《環球時報》7月7日《高層訪談》版)。而在我們的企事業單位這根本不可能。因此，大學里幾個“博導”爭一個副處長職位；研究生畢業競考公務員……如今是尋常風景。那些當官無望或不想當官的專業人員怎么辦？能走就走。謝麗娟說“科技人才的匱乏與流失是影響技術創新能力的主要因素”(見前述新華社報道)，在不熄反旺的“官本位”價值導向下，專業人才不流失才怪！ 與對升官發財的狂熱追求相適應，是我們的文化傳統對“奇技淫巧”的鄙視，以及對知識產權“人皆可夫”的態度。家族技巧“傳兒不傳女”的舊習俗，只是對知識產權的壟斷欲求，與此同時就是千方百計“偷師瞟藝”，將別人的技藝竊為己有。這與現代的建立在產權認定基礎上的知識產品交易是完全不同的兩碼事。古人無“知識產權”概念情有可原，發達國家建立知識產權交易制度也是晚近的事。然而，在科技成了第一生產力的今天，還是沿襲古老的傳統，不認真保護知識產權，有幾人愿當雷鋒奉獻人才財力去搞發明創造？只要上街看看盜賣書籍與影碟的犯罪行徑多么猖獗，就可以明白，中國人的創造發明成果為何那么少！
當然，人們“懶得創新”還有許多新的與傳統無關的因素，比如大學與科研機構的所謂“量化考核”制度，根本不鼓勵人“寧靜致遠”。
無論舊病灶新病毒，總之一切扼殺國人創新意識的因素，都在認真清除之列。否則，我們這樣一個人口大國，就永遠不可能成為科技大國，因而永遠不可能成為一流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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