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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鄢烈山
筆者認真閱讀了這幾日媒體關于銀川市出租車停運風波的報道，腦子里反復出現的兩個關鍵詞是“刁民”與“新時代”。筆者從這個事件的進展中，看到了改革開放20多年來中國社會令人欣慰的進步。
不打自招，正如本文標題所呈現的，筆者是站在官員的角度來思考和提出問題的，但“刁民”一詞卻是借用成都市新都區區委書記李仲彬所賦予它的涵義，李仲彬說：“這個世界上沒有‘刁官’，哪來‘刁民’？刁民都是被刁官逼出來的！是由于我們為官者的工作不到位……”(《阿望東方周刊》2004年第30期)用原則性更強的話來闡釋他的意思，就是我們的干部在責怪群眾之前，首先應該問問自己的決策和工作方法是否符合群眾的利益，“群眾滿意不滿意”？事實上，銀川的出租車司機們若不是切身利益嚴重受損，被逼急了，是不會如此齊心合力鬧停運的。
本文所謂的“新時代”，主要有兩層意思。
第一層意思是，隨著市場經濟體制的初步建立和社會物質財富的增長，老百姓都變成了大大小小的“有產者”，有了需要保護的個人利益和家庭財產，《憲法》新增加的保護私人合法財產的條款便因此應運而生。與此相應的，公民的權利意識空前高漲，他們理所當然地要用盡渾身解數來維護自己的合法權益。與這種維權相伴生的，是公民的法制意識與民主意識也日益強烈，民眾對財產權利、社會權利及民主法制的訴求，即民權意識，成為我們這個時代最鮮明的特征之一。我們的官員必須認識到，這個鮮明的時代特點必然使我們的社會以及相應的行政管理發生巨大的變化，當然和計劃經濟時代迥然有別。
以銀川出租車行業來說，已經不再是計劃經濟時代國家的公司、國家的車、國家的職工，一切聽從組織安排，這些司機多是下崗職工、失地農民和別無生計者，好不容易東挪西借近20萬元巨款購車辦營運執照，指靠它養家糊口，豈能甘心讓你說停就停、說報廢就報廢？又豈是你用“為大銀川建設作出貢獻”的幾句大話能做通“思想工作”的？我們的官員必須真切地認識到“群眾利益無小事”；必須放棄“理解的要執行，不理解的也要執行”的“鐵腕”，改強迫命令為民主決策，不管愿意不愿意也要走“調研、聽證、公示”等一系列程序。
依法行政(包括合法行政、合理行政、程序正當、高效便民等)才能服眾；否則，便不得不放低身份公開認錯。嘉禾拆遷事件是這樣，銀川出租車風波亦復如此。這種行政管理民主化的要求是我們這個民權意識高漲的新時代的大趨勢。對于有幾千年“官貴民賤”專制主義傳統的中國，這個趨勢難道不是一個巨大的歷史進步嗎？
本文所謂“新時代”的另一層意思是，如今是一個高科技時代、信息時代、電子時代。新的信息流通手段必將大大促進社會管理的公開化、民主化，就像當年印刷術的出現曾引發了歐洲的宗教改革，而廣播、電視的出現極大地“加熱”了發達國家選民的參政議政熱情一樣。 在我國，一些地方官員想封鎖“負面”新聞，當地老百姓一個電話打到了中央電視臺，便有了《焦點訪談》記者的“偷拍”；去年以來，“劉涌案”、“寶馬撞人案”“黃靜案”等熱點新聞都是借助互聯網這個新興媒介形成的。
在銀川出租車風波中，筆者注意到《蘭州晨報》的報道：7月29日，出租車司機派代表到市政府上訪后，“出租車司機聚集的地方突然出現了許多帶著警犬的警察，有百余市民被警察帶走。”可是7月30日6800多輛出租車仍然停運了——也就是說，即使沒有了組織者、領頭人，切身利益受損的司機們仍然會聯合行動。他們靠什么“串連”？不用多說你就可以猜到：電話、手機、短信。可見，只要利益受損的人們齊了心、鐵了心要維權，有關部門再用“擒賊先擒王”“槍打出頭鳥”的老辦法，是無法奏效的。因為你根本找不到誰是“王”，誰是“出頭鳥”。銀川市政府的同志是明智的，很快悟到了這一點，先是暫緩執行新規定，隨后又干脆宣布不再執行，并改派工作組下去調研、對話、消解矛盾。
從銀川的這場風波，我們的政府官員們可以悟到什么呢？依法行政、民主決策、政務公開……不用饒舌了，讓本文以一句古話作結：識時務者為俊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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