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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8日《新京報》刊登社論《期待“國家監訴人”行勝于言》，社論針對近日四川省檢察院在全國率先實行明確“國家監訴人”身份，進一步細化檢察機關支持公益訴訟范圍，并以“監訴人”身份出庭為弱勢群體撐腰這一舉措，基本上予以了肯定。
對于社論的看法，筆者持不同的見解。筆者擔心：檢察院以“國家監訴人”身份參加民事訴訟，不僅很難幫助弱勢群體“討回公道”，甚至很可能滑向危害民事審判“程序性
與實體性正義”的危險境地。
按照四川省檢察院的規定，支持公益訴訟必須符合三個條件，其中第二條是“被支持起訴主體沒有過錯”，這條規定顯然陷入了一種悖論：依據“無罪推定原則”、“罪行法定原則”，未經法院審判任何人都不能被判定有過錯、被判定有罪過。那么在法院審判前，檢察院又是如何得知原告是“沒有過錯”的？
退一步講，就算原告有一定過錯，檢察院也沒有理由將其排斥在外。畢竟，現實生活中一方當事人要負全責的情境，并不多見。另外，即使一方當事人也有過錯，但如果過錯與對方當事人的傷害行為相比，微乎其微，他完全還可以是需要救濟的弱者，檢察院理應施以援助。
從根本上講，讓司法機關參與“公益訴訟”，弊多利少。在不少發達國家，肯定了社會組織、社會團體提起“公益訴訟”的資格，比如非政府性的工會組織、殘疾人組織、消費者權益保護組織都擁有提起公益訴訟的資格。恰恰相反，國家機關被排斥在外。為什么？顯然有對“公權力極容易濫用”的戒備在其中。事實上，在強調當事人雙方地位平等的民事訴訟中，力量極強的公權力機關的介入很容易導致雙方的地位極端的不平等，甚至公權力機關的勝訴變得毫無懸念。而一旦對公權力的運用不當，社會正義就會遭受更大的破壞，社會影響更壞。
鑒于此，筆者的看法是：“公益訴訟”的提起權最好還是交給民間的組織或者個人，檢察院做好審判程序的監督和事后實體正義的監督，應該更值得提倡。
□趙繼成(北京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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