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大50年最大功績莫過于憲政文化的培養

　　文/章敬平

　　“1954年9月15日，25歲的山西農家女申紀蘭，騎著毛驢走出大山，走進了北京，在中南海懷仁堂出席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與千余名人大代表一起，第一次行使國家權力。從那以后，申紀蘭與人大一起走過了50年，成為惟一一位連續十屆當選的全國人大代表。今天，申紀蘭又來到北京，走進人民大會堂，作為特邀代表融入‘首都各界紀念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成立50周年大會’歡樂的人群中。”

　　這是《人民日報》中少有的新聞寫作手法，在人大50歲之際，這樣的寫法具有人情味。1954年的9月15日，全國第一次人民代表大會成立，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頒行。新中國的基本政治制度由此奠定，并承續至今。

　　有人因此將1954年稱為中國的憲政元年，中國由此開始踏上通往憲政之路。此言的另一含義是，50年前確立的政治制度和憲法所賦予人民及其代表的權利，還并沒有全然由紙面落到實處。

　　中國人大50歲了，中國特色的代議制搞了半個世紀，無論出于習慣使然的喜慶文化心理，還是對未來中國民主政治的方向，看看回頭的路，梳理50年來的得失進退，均有必要。過去的一個月內，僅我個人就觀摩了兩場由官員、學者參與的“人大制度50年”的學術高峰會。以我的觀察，除了部分官方紀念活動，大凡沾染學術兩字的研討，必定與憲政相關聯。換言之，當下的人們對人大制度改革的期盼，已經由中國特色的代議制，轉向一個漸趨清晰的憲政體制的愿景。

　　那么，走了50年的中國人大制度，距離我們理想的憲政還有多遠？8月22日，在蘭州一個叫做寧臥莊的賓館里，北京大學法學院人大與議會研究中心執行主任蔡定劍教授領頭，借著人大50年的由頭，操辦了一場憲政建設和人大制度理論的研討會，是次會議上，一位資深政法記者問在場的官員和學者，中國的人大制度，做了50年的媳婦，有沒有熬成婆？沒有人正面回答這個問題，但我可以感覺到，與會者的答案，根據橫向、縱向的不同比較或有不同。

　　縱向比較，也就是自己跟自己比，50年的人大制度，作為國家根本政治制度的地位得到歸位，尤其是立法上的高歌猛進。盡管學者們對高歌猛進的說法多有詬病，但立法所顯現的“人大到位”的時代趨向，是毋庸置疑的。客觀地說，今天的人大，還沒有成為“鋼印”，但已不是人們譏嘲的“橡皮圖章”，用王亞平幾年前的話說，至少是個“木頭章”。

　　橫向比較，放置在全球化的民主制度背景里，我們的發展似乎又不那么盡如人意。我想，硬要拿源自蘇聯模式的人大制度，對比歐美代議制的標尺，遙想我們理想的憲政，我們的內心當然難免失衡。

　　就個人的體會而言，中國人大制度遠未熬成我們理想中的“婆婆”，遑論歐美人心目中的“婆婆”。但她確已不再是“小媳婦”。事實上，用媳婦是否熬成婆這樣的思考方式，審視中國人大制度，本身就存在著命題上的隨意。因為憲政體制的締造，絕不僅僅是人大自身努力的結果，也不是執政黨想給就給了的。對于尚處準公民社會的中國，我們還沒有完全闖過憲政必不可少的“民情”關。當年的法國青年托克維爾考察過美國政治制度后感慨，該國制度成功的要素有三：環境、法治、民情。他認為，三要素中最為緊要的是“民情”。我理解，他所謂的民情，就是誘導憲政的大眾文化背景。

　　當下中國，已不復是“民智未開”的晚清中國，經濟改革帶來的經濟自由，讓人身依附在中國變得松弛，傳統意義上的單位制度的快速崩潰，給我們越來越大的人身自由，可這一切，并不意味著從臣民社會到公民社會的過度已經完成。部分中國公民的臣民心態，還在一定程度上左右著我們的憲政文化。

　　過去，中國的統治者一直以民愚為借口，不予民眾以憲政。放眼上個世紀，絕大多數有影響的政治家，都不約而同地宣稱，中國的民主、自由和公民權利必須緩行。孫中山自己說過，中國一旦共和，必然“共爭共亂”。我們可以指責權勢階層的愚民思想，卻不可否定憲政文化的殘缺事實。“好婆娘，壞婆娘，總得有個婆娘；好皇帝，壞皇帝，總要有個是皇帝。”在中國一些山區的民歌中，皇帝和婆娘放在了一樣重要的位置，雖然皇帝不會像婆娘那樣可以真實生動，但人民必須感受到他的存在。盡管此類流淌著臣民心態的山歌，已鮮有人唱出，可是我們體內跳動的“六經”血脈，并未完全斷裂。

　　如果讓我評論中國人大50年的功績，我以為最大莫過于憲政文化的培養。尤其是近20年來，人大的種種自覺或者不自覺的努力，都在改造著我們的憲政土壤。我們對革命、起義、戰爭、領袖的崇拜，正在發生滴水穿石的變化。正如北京大學法學院人大與議會研究中心執行主任蔡定劍教授所言，百年前的憲政實踐，乃迫于外力的強制，是自上而下的反思，當下的憲政潮流，是公民們自下而上的主動撞擊。

　　以過去兩年發生的人大層面的事實為例，無論是深圳、北京、湖北等地出現人大代表獨立候選人的“可喜新聞”，還是“李慧娟案”中法官審查人大法規是否合憲的“可悲新聞”，抑或談不上悲喜的諸如基層政府主動探索民主政治革新的新聞，都在或大或小的范圍內影響著人們對于憲法和憲政的認識。我們還不能斷定理想的憲政什么時候可以實現，可以肯定的是，人大50年的發展，已為中國公民準備了足夠的憲政沖動，即便他們對代議制的認識是粗淺的，也使得少數政治精英借口“民愚”而緩行憲政的說辭變得蒼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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