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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穎波
一份今年4月下發的紅頭文件因為人大代表的公開質詢剛剛在不久前被曝了光，一時成為一個不大不小的熱門話題。
這份文件出自四川省資陽市雁江區司法局，其主要內容是通知所轄區域內的各個律
師事務所不要為沱江污染案的受害者代理訴訟。文件中有這樣的語句：“各律師事務所、法律服務所不應受理涉及沱江特大污染事故索賠一方的委托代理；推辭不了的委托代理，只能代理其非訴訟活動，并積極做好宣傳、勸解和疏導工作；涉及該污染賠償的代理不準收取代理費；各所受理此類案件后須立即向主管局匯報。”
沱江污染案影響面很大，牽涉群眾利益面廣，糾紛復雜。律師職業具有“自由職業”性質，其職業構成的一個基本要求是獨立執業，不受任何外部力量的干擾，執業具有自主性。司法局用行政命令限制他們的業務，聞所未聞。人大代表在會場上當眾展示這份文件并不避諱憤怒，所有這些都使這一事件充滿了想象和議論的空間。尤其是這份文件出臺的動機以及背后的行政意志，成了人們不能放棄的追問。
不過，如果能夠肯定，對所有這些問題都不乏有識之士，以及對社會正義愿意進行不懈追求的人為此盡到責任的話，我們倒是樂意花一點時間來研究一下這中間的積極因素。我們認為，雖然不讓律師接受當事人委托是聞所未聞的一樁官場怪現象，但是說到底也并非有多么新鮮。反過來說，一位人民代表的表現確是令我們大喜過望的一樁好事。他叫張世昌，是西南交通大學的教授，也是四川省人大常委會委員。我們尤其欣賞他當眾質詢時的那種勇于擔當的精神。
我們剛剛紀念了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成立50周年，我們認為，正是因為有了這么多真正對人民負責的代表，它才成為了可以有效運行的、寄托著人民最高理想的一項制度。至少，沱江污染案的受害者受到了這種權力制衡機制的恩惠。
人民代表大會是國家的最高權力機關，政府以及法院和檢察院都要對它負責。這是國家憲法規定的最基本原則，也是我們每個人都知道的常識。但說起來容易做起來并不簡單。政府對它怎么負責？人大要監督一府兩院怎么監督？這樣簡單的問題并不是很好回答。實踐中會遇到種種難題，理論上也有諸多分歧。
比如說，個案監督就是經常被憲法學家、行政法學家們拿到桌面上爭論的問題，據我所知，直至今日也沒有一個標準答案。一樁案件出了，群眾找到人民代表，他應該怎么辦？他到政府那里去，人家會認真接待，但私底下會說，這個案件你不懂，甚至你們一群人都不懂，是外行監督內行；法院、檢察院的工作人員就更專業了，法官的解釋人民代表也不容易弄明白。更要命的是，人民代表如果什么事都要過問，那豈不嚴重擾亂了行政權力的正常行使，降低了政府的工作效率？而說到監督法院、檢察院，就有可能和法院獨立行使審判權、檢察院獨立行使檢察權相沖突。雖然我們建立了基本的國家權力結構，但因為其中的權力分界還沒有做到足夠的細致，結果到具體實踐中就會產生說不明白的問題。
如果大家記得的話，也會知道一些人大代表主動干預的失敗案例。十幾年前同樣在四川，發生過這樣一件事。一個造假者受到技術監督局的處罰，他不認罰，遞了狀子給法院要打行政官司，當法院受理了此案但還沒開始審理時，社會輿論受報紙傾向的引導炸開了鍋，結果當地人民代表也坐不住了，迅速開了質詢會，當面訓斥法院院長，“你這法院是誰家的法院，你這院長是誰家的院長，你是為人民服務的，還是專門為造假者撐腰的�！彪娨暡コ隽诉@個場面，法院院長壓力巨大。一直到這件事涼了下來，才開始有法學家敢于站出來為他鳴冤。在這件事里，人大代表的確侵犯了法院的獨立審判權。
關于類似的事情，正反兩方面的案例都有不少，幾個權力部門之間也經常就此推敲，尤其是在權力發生沖突的時候。
今天我們所說的這個案件，無疑有利于主張人民代表要全面監督一府兩院的觀點。但如果根據這樣一個案例就得出一個什么結論——比如只有政府官員愛做傻事、出格的事，人民代表的素質就比官員更高的話，可能過不了多長時間就得遇到令你尷尬的相反案例。
這是一個真正難解的問題。它并非一時堵氣的事，也不是簡單的部門爭權問題，更不是素質高低問題。
世界上沒有絕對的權力，一種良好的結構必然意味著相互制衡、相互監督。在這種權力結構下，掌握這些權力的部門之間相互沖突是再正常不過的事情。沒有沖突倒是不可想象的。正因為有沖突，人們在設計權力結構時才需要一個良好的架構，才需要一個科學的解決機制。也正是因為有了這種機制，張世昌教授勇于擔當的精神才可以充分得以發揮，錯誤的紅頭文件才能得以撤銷。
為了這個原因，我們贊揚張世昌代表，同時也對我們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寄托更大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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