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維明：重建中國人的精神生活

　　本報主筆 許知遠／文

　　“我們所面臨的挑戰不是外在的環境，也不是過去兩代知識分子所遺留下來的風氣，而是我們自己的幼稚無知，我們自己的浮夸膚淺。”當杜維明在1967年寫作這篇《現代中國知識分子所面臨的抉擇》文章時，除去擁有一個典型的27歲的年輕人的不無泛濫的激情，他還表現出一種少見的自我反省的欲望。這是他智力成長期中的一個關鍵時刻。1962年8月中旬 ，他結束了在臺灣中央山脈的游擊訓練隊的兵役生涯前往哈佛讀書，之前一年他畢業于東海大學，在一張畢業時與家人的合影中，他顯得相當清瘦。他的老師中包括新儒學的代表人物徐復觀。

　　當杜維明在1962-1968年的坎布里奇感受“無名的文化疏離”感時，一場劇烈的爭吵正在臺灣進行。以僅比杜年長5歲的李敖為代表的全盤西化派，與以徐復觀為代表的文化保守派，進行了一場相互謾罵、嘲笑與批判的行動。

　　“這是20世紀中國的第二次文化論戰”，在2004年9月27日的北京大學，已經64歲的杜維明回憶說，李敖是一位不夠負責任的論辯者，而那場論戰同樣展露了20世紀中國知識階層的單一思維定式——事物是非黑即白的，而爭論則是全贏全輸的，大部分知識分子在深刻的危機感面前，都變成了“激情主義的奴隸”。

　　作為這場論戰的旁觀者，除去偶爾在中文世界發表自己的看法外，杜維明越來越相信在國際學術界接受考驗正在成為新一代知識分子的最重要出路。而大約從1966年起，他開始對儒家的精神價值進行長期的探索，因為他不相信一個綿延了2000年的文化傳統，像人們批判的那樣毫無價值。

　　坐在未名湖北畔的大衛.帕卡德國際交流學者公寓的杜維明，神閑氣定、溫文爾雅。此刻他的身份是哈佛燕京學社的社長。而在世界范圍內，他則被視作儒家文明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之一。在一個西方傳統價值觀遭受前所未有質疑的年代，越來越多的人愿意相信那些曾被認為已經過時的文化傳統中或許蘊含著一些解決我們眼前困惑的方法。在90年代杜維明開始獲得超越地域與學科界限的世界性影響。他并非一位富有原創性的思想家，與他交談時，常常感覺由于過多的依賴書籍，他缺乏一種直抵核心的洞察力，在一些時刻，他是那些書籍與思想的俘虜，而非主人。但他寬廣的興趣、開放的心態與所處的位置卻賦予了他一種新的力量，他成為東西方文化最恰當的溝通者。

　　在“文明沖突論”泛濫的年代，他馬不停蹄地展開“文明對話”的工作，他說塞繆爾.亨廷頓至少在一點同意他的做法，“如果文明沖突難以避免，那么對話更顯得必要”。2001年，他應聯合國秘書長之邀，參加“文明對話”顧問委員會，他還要在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這樣的會議上，對著全球政治與商業領袖們，宣講儒家文明的意義與價值。

　　杜維明相信，我們正在處于人類文明的又一個轉折時刻。德國思想家雅斯貝爾斯在1950年代用“軸心文明”來描述公元前6世紀時世界各地涌現的文明：希臘哲學、佛教、儒家與猶太-基督教。而杜維明說我們處于一個“新軸心時代”，不再有惟我獨尊的文明，文化與宗教的多元化要求人們相互容忍、共存、溝通與理解。

　　在這種背景下，杜維明相信新儒家能為人類文明提供新的思想資源。儒家思想傳統中，個人與社群的關系，人類與自由的和諧，人心與天道的相輔相成，與個人自我中身體、心知、靈覺與神明的有機整合，它們都可能對現代西方文明的挑戰作出回應。

　　如果說，當杜維明在20世紀80年向北京的大學生們講述這些觀點時，所引起的大部分是噓聲與質疑的話，那么今天，杜則發現中國的年輕人對于儒家傳統的興趣明顯在增加。杜維明學術探索在1978年之后進入一個新的時期，因為東亞的經濟奇跡與中國的再度崛起，使得儒家學說贏得全球性的關注，而中國超過10億人口的精神塑造則為各種理論都提供了令人怦然心動的試驗場。

　　“我們可能處于一個新的契機。”杜維明說今天的中國人可能有機會走出持續了一個世紀的精神困境。自從19世紀后半葉以來，一連串的屈辱使中國知識階層陷入了集體性的自我否定之中，中國傳統被徹底的顛覆。包括五四時期、1960年代的臺灣與20世紀80年代的北京三次文化熱潮中，中國文化都處于一個被打倒的地位。但在傳統日漸被摧毀的同時，我們卻沒有新的傳統出現。以至于在過去25年間，盡管中國的經濟增長再次為中國贏得部分信心，盡管中國擁有世界上最漫長與持久的文化傳統，但相當多中國人信仰的卻是被過分庸俗化的功利主義。

　　像那個27歲的杜維明一樣，64歲的杜維明仍相信，公共知識分子應該為解決這種精神迷惘乃至真空提供引導性的幫助。一直到今天，他仍對五四時期充滿憧憬。不僅因為在那個時期年輕人有機會占據舞臺中央——胡適在27歲成為北大教授，梁漱溟在28歲即出版了《東西文化及哲學》，也因為那是個前所未有的開放討論平臺。一個常常被忽略的事實是，從1919年—1949年之間，關于中西文化、農業經濟與工業經濟、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的辯論一直在中國社會進行。但一個令人擔憂的傾向也從五四時期開始，即爭論者成為激情與集體主義的俘虜，嚴肅的討論缺席了，而情感性的宣泄則變為主流。在1960年代的臺灣，杜維明感受到這一點，而在20世紀80年代末期的北京他同樣對此印象深刻。“觀念的劫持者”，杜用此形容當時一些影響力頗大的知識分子，他們被視作青年導師，但卻拒絕在理性的層面上進行討論，學術性的辯論演化成表態與站立場。而由于大眾的卷入，辯論者更變成了爭相取得數量上支持的行動。

　　杜維明理想中的社會探討機制是，學界——公共知識分子——公共文化間存在著某種鏈條性的關系。學界在相對不受干擾的環境下進行探討，然后他們的觀點通過公共知識分子向寬廣人群傳達，并逐漸培育出一個擁有共識的有教養階層。如果他們三者間錯位，學界與知識界都爭相取悅公眾，那么思維混亂就不可避免。喜歡倫敦的《金融時報》的杜維明，相信媒體應該在這種討論中扮演更具理性與開放性的態度，以防止某種話題與某個觀念，被一小群人劫持。

　　“市場經濟很好，但一個市場化的社會就很糟糕了。”在2004年9月再次來到北大的杜維明發現，學術界爭論的方式與1980年代末不無相似，“自由與平等”這些敏感話題被人為的扭曲化。這種混亂背后多少蘊藏著一個整體社會的精神困惑，人們不知道如何去疏導已經積累的社會情緒。學術上的探討再次變成了危險的非黑即白的思維方式——你想加入辯論嗎，首先，請站隊。

　　20世紀深重的歷史災難使中國知識分子陷入了急躁，杜維明發現80年代一些著名的知識分子們都在擔心“被開除球籍”的危險，與50年前的極端知識分子一樣，急躁感使他們相信即使在學術界內部，也要統一觀點，清除“噪音”。而如今，他們還要面對新的挑戰，臺灣的知識分子在專制時代仍保持的一些美好節操，在90年代的商業化潮流中卻被摧毀，今天的中國是否也面臨著同樣的問題？

　　即使在世界歷史范圍內，經過多年跨文化研究的杜維明都發現，很少國家與很少時期內出現過像今日中國這樣面臨的經濟增長與社會道德間巨大的緊張感。也因此，精神上的重建既是富有希望，也是當務之急。國家能力上的增長使中國擺脫了漫長的根本性的危機，但精神上的空白卻一直無人填補。

　　但杜維明從未認為儒家的復興應該成為這種精神重建中的支配性力量。他說現在存在一個契機，并非說可以擺脫意識危機，而是可以更深層地探討中國傳統與未來。他仍支持五四時期對于儒家傳統的批判，這樣可以幫助傳統重新獲得生命力。而最為糟糕的是表面上推行的尊孔讀經的方式。 他相信塑造中國未來精神空間的過程中，儒家將與其他種文化一起形成多元文化的結構，這既不會是儒家為主，更不太可能是基督教占主流，而是各種利益群體所塑造的不同文化共同形成的，而其中至關重要的一點是社會一定要形成基本共識，因為所有問題的探討都有賴于在這個基礎上展開，這種討論才是理性的。而自從1960年代以來，杜維明所一直堅持不懈的工作就是，如何將儒學進行創造性的詮釋，如何將儒學帶入現代世界。

　　年輕時敬佩梁漱溟與張君勱曾激勵著杜維明，而到了在哈佛求學與任教時，他又深受列文森、丹尼爾.貝爾的影響。他說他與貝爾一樣，是文化上的保守主義者、經濟上的社會主義者與政治上的自由主義者。“預測是最危險的事”，當杜維明被問及中國人未來的精神版圖時這樣說。他說貝爾在1960年代曾預測過2000年的美國，他說他遺忘了兩種力量的成長，一個生態理論，另一個女權主義，而這兩種力量是過去30年美國最重要的新興力量。

　　所以，在與杜維明交談時，你總也得不到明確清晰、驚人之語的回饋。在某種意義上，他的不夠洞徹給予他更杰出的包容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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