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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鄢烈山
10月6日，深圳美芝海燕電子廠3000多名員工，因不滿薪水太低，竟集體上街堵路，以致整個福田區的交通癱瘓數小時，嚴重影響了當地的社會秩序。
誰樂意出現這樣的事件與場面呢？過往的司機與乘客不樂意，市、區政府不樂意，
被迫“出場”亮相的電子廠負責人肯定也不樂意；那么，上街堵路的3000多名員工呢，他們為何要這么“鬧”？
報道說，一位被堵在北環大道一長途客車上的乘客陳某極為不滿地說：“員工們向廠方討說法，應該在廠里與廠方談，不能因為自己的合法權益受到侵害，就把所有怨氣都帶到道路上來，讓一些無辜者也遭受痛苦。”這位陳先生／女士的說法太輕飄，完全是隔靴搔癢。他們上路可不是為了發泄一下怨氣，是以打斷正常社會秩序的方式迫使政府和公眾關注他們的要求，是“劫持”包括您在內的“無辜者”的利益做籌碼，迫使廠方或政府“出牌”。員工們上街堵路毫無疑問是非理性的行為，但他們并非不懂得“應該”怎么做，您怎知他們未曾“在廠里與廠方談過”？廠方要是講理就不會對員工們這么狠：“每個月只給員工底薪230元，每天要工作12小時，每小時2.1元錢，且不包吃住”。
勞資矛盾發生了，互不相讓，應當怎么辦？在我國的現行體制內，在法律沒有賦予罷工權的條件下，職工維權按理有三條路可走。一是工會出面，代表員工集體與廠方交涉。不知該廠有無工會？如果該廠沒有，該廠所屬的深圳金寶通企業有限公司有沒有工會？工廠、公司若無工會，所在的福田區的總工會能否過問？也許電子廠的員工們根本就沒有想過要找工會。那么，工會組織有責任反省一下，員工們為什么不通過工會依法維權，工會如何建立自己的公信力，為化解社會沖突盡職？
第二條路是找政府的勞動監察部門依法督責乃至仲裁。這兩條道路都不通，可上法院起訴廠方。電子廠的員工們在沒有嘗試第三條路的情況下就上街堵路，即并非被逼得無路可走就上了“梁山”，不能不令人對他們的同情大打折扣。但是，現場的員工告訴記者，第二條路他們是“走”過的，“向廠方和有關部門多次反映，但一直未得到解決”。我不知道“多次”是多少次，也不知“一直”有多久多長，但據常理推測，“多次”反映，“一直”未解決的說法應該是真實可信的，否則，不可能激起3000多人的怨憤，一致采取集體堵路的過激行動。
報道說，深圳市政府一位處理現場的負責人表態，市、區兩級政府將繼續關注此事，首先，對討說法事件展開調查，如果員工們反映的情況屬實，將對工廠相關負責人進行嚴厲處罰；其次，對于此次事件中的惡意滋事者，公安機關也將予以查處。查處這兩方都是必要的。然而，我看最應當調查處理的是勞資雙方之上的第三者：政府“有關部門”，說明白點，就是勞動監察部門。他們的轄區怎么會出現這么嚴重的侵害職工合法權益的現象？“每天要工作12小時”，嚴重違反《勞動法》；薪水這么低，收入水平比不上包吃包住包看病的服刑人員；在這天下午的談判中，員工們提出月工資不得低于610元，這個要求不正是深圳市勞動和社會保障局今年5月8日公布的本年度最低工資標準嗎？為什么勞動監察部門對廠方嚴重違反《勞動法》的問題視而不見，連本部門公布的最低工資標準都不督促執行？須知，這是一個有數千人的工廠而不是哪個旮旯子小作坊存在的問題，莫說電子廠的員工們“多次”反映，就是不上門反映，勞動監察部門也有責任勞駕移步“下去”問一問的。我們沒有證據說勞動監察部門被廠方“搞定”了；但即使沒有枉法、瀆職，也有“不作為”、玩忽職守之嫌，理當受到嚴厲查處。出事后問責，豈可漏過了作為行政執法者的政府勞動監察部門？
我們講“穩定壓倒一切”，不可等到出了亂子再不惜一切代價去“壓倒”，而是要將保持社會“穩定”放在頭等重要的位置，努力消除一切危害社會穩定的因素；最重要的是曲突徙薪，將一切隱患(矛盾、沖突)化解于無形。因此，維護穩定與依法行政、與“情為民所系”應當是有機統一的。
最后，我覺得有必要對“無辜”的過往司機、乘客和市民說一句：我們作為該廠勞資沖突的局外人，真的就完全無辜嗎？我們作為他們存在和行為的社會環境，平常對身邊不公不義不法的現象采取了什么樣的態度？如果采取的是隱忍、縱容的態度，助長了某些人不義不法的狂悖，從而構成一個不良的社會環境，那么，我們在某個時候為不義不法的行為所牽累，那就多少有“報應”的意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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