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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慶期間足壇的“重磅”消息，莫過于北京現代隊以“停賽”的方式，向在比賽中遭受到的不公正待遇表示抗議。北京現代足球隊的罷賽以及最近的“俱樂部暫時退出”，不過是中國職業足球病入膏肓的又一證據而已，正如有識之士早就指出的那樣，一個既不職業又不市場的中國職業足球最終會失去所有的市場，輸得個干干凈凈。
由非市場的手段推動市場化改革，乃是當代中國改革的根本邏輯，這一改革邏輯可
大致看做以下三部曲：首先，運用行政手段創造出一個準市場的環境；其次，期待在這一環境中產生出真正的市場主體；最后，行政主體退出成為規則的維護者和宏觀管理者。中國足球由專業而職業，由行政到市場的歷程，自然也不能出此范圍，如今看來，這場由走獸轉變為飛禽的歷程，應該只有一個邏輯：那就是職業足球的開創者中國足協應該而且必須逐步變為配角，并把主角之位讓與市場主體也就是職業足球俱樂部；一個準行政機構應該而且必須轉變為職業足球的宏觀管理者而不是利益的一方，一個行業組織應該而且必須開始使用自治的邏輯而不是依舊唯指令是從。可是，這些邏輯從來就沒有被中國足協認真看待，更談何執行，而這也正是今日分崩離析局面的核心原因。
首先，中國足協一直頑固占據主角的位置，并堅持用行政邏輯壓倒市場邏輯。中國足球在職業化之前是所謂的專業足球，各專業隊由財政撥款供養，若有不足，則尋求企業贊助；足協的角色更近似于行政機構，通過具體的指令規范足球運動；進入職業化之后，各專業隊理應逐步向俱樂部過渡，成為市場主體，足協也應該逐漸成為職業足球的宏觀管理者、規則的維護者。但是，中國足協憑借其一手開創職業市場的優勢，頑固拒絕培養市場主體，其滯后的思維慣性，使其本身在短短幾年之內，由中國足球職業化的推動者，成為了中國足球進一步職業化的阻礙者。舉例而言，中國足協一而再再而三地以“出線足球”中斷聯賽，就是對俱樂部利益的極大藐視，就是以政績這樣的行政思維踐踏市場邏輯，乃是對職業足球的極大傷害。
其次，中國足協一直深陷利益漩渦之中，沒能成為稱職的宏觀管理者和規則的維護者。職業足球管理者的利益應當與該市場的發展成正比，其利益增長只能來自市場蛋糕的做大，從這一角度出發，中國足協應當通過讓市場更有效運行，通過樹立透明規則，幫助俱樂部形成合理預期等行為，來促進職業足球整體盤子的增長，并從中分取自己的一份。但是，中國足協從未有過如此清醒的意識和行為，口頭上的職業化從來也沒有成為內心真正的追求，相反，在行政官僚主義的慣性思維主導下，黑箱操作、隨意善變層出不窮。
其三，中國足協一直沒有轉變管理方式，偏好指令而漠視自治。市場秩序是一種自發秩序，建立在個體對市場規則的遵守之上，而規則本身也處在不斷的變遷之中。因此，要形成良好的市場秩序，就要求所有的參與者都有充分的交流互動，并在此基礎上促進規則的持續演進。職業化10年以來，中國足協一直都是規則的制定者，俱樂部的意見僅供參考而已。對此，投資巨大的各俱樂部自然難以滿意，一個能夠讓市場主體參與規則制定的機制的缺乏，釀成了俱樂部對足協的長期不滿，假球黑哨不過是發泄這一不滿的借口而已。
從上面的簡短分析可以看出，中國足協在憑借行政手段初步創造了一個準市場之后，由于自身素質和思維慣性，更由于利益關切，并沒有履行自身逐步退出的使命，而是繼續占據主角位置，罔顧“職業俱樂部的利益就是職業足球的利益”這一基本道理，一手制造了足協與職業俱樂部之間的長期對立，流變至今，四面楚歌崩盤在即，其實并不足怪。
中國足球職業化過程以及今日之危機，具有相當的普遍性，正如本文開頭所提到的，權力之手推動市場改革乃是當代中國改革的根本邏輯，而這一邏輯存在著一個致命的陷阱，那就是，如果市場化改革能夠帶來巨大的利益，那么，一手主導改革的權力之手愿意放棄垂手可得的眼前利益，去換取市場的長期發展嗎？換句話說，有著任期制限制的行政機構，能夠以培育長期市場為自身的目標嗎？此外，保持利益的權力之手，愿意讓其他利益主體參與并最終主宰規則的制定嗎？
正如我們所看到的，如果不能保證一手推動市場改革的權力之手最終退出市場，權力之手主導下的市場化改革就會淪為權力主導下的利益分配盛宴：短期利益壓倒長期建設，手段壓倒規則，暴力戰勝道理，決絕高于妥協……與其說這是改革，不如說是分肥的游戲，而當利益散盡之際，也就是分崩離析之時，不幸，這正是當下職業足球的現狀，但并非職業足球所獨有。因此，審視中國職業足球的今日危機，更應該將其放置在整個中國改革的大背景之下，而尋求其解決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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