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年2月，寧夏回族自治區撤銷陶樂縣建制。不過，陶樂縣撤銷后，卻撤出了各種意外，其中最大的意外是歷年積欠的巨額債務負擔浮出水面：截至今年1月底，原陶樂縣各單位賬面共形成各類債務9142.9萬元。(10月3日《瞭望東方周刊》)
《中華人民共和國預算法》第三條規定，各級政府預算應當做到收支平衡；第二十八條更明確規定，地方各級預算按照量入為出、收支平衡的原則編制，不列赤字。法律有明
確規定，為什么陶樂縣欠下了這么大的債務呢？綜合媒體報道，可以發現有如下具體原因：政府欠債修建辦公樓；欠債修政績工程；沒有資金完成上級硬性任務欠債完成；辦公和吃喝招待費用嚴重超出預算，其中公車引起的債務每年就有上百萬。
這些原因都是操作意義上的具體原因。根據這些原因，具體的對策也是顯然的：政府不得欠資修建辦公樓，不得搞政績工程，上級的任務應根據資金實力來完成；實行公車和相關職務消費改革，精簡不合理開支。不過，除了操作意義上的原因，還有集體層次上的原因，這至少涉及到兩個方面的關系：第一，上級與下級的關系問題。上級的干部考核，有時流于表面政績，較少看內在的成本；上級往往下達很多硬性的任務，卻很少給與相應的財政支持。再加上中央適當集中財權，省級政府也適當集中財權，地方政府的財力下降，但要做的事情卻沒減。這就使一些下級官員舉債做政績工程，或者做了政績工程后把負擔轉移給工程隊和農民工。第二，地方政府權力單中心配置的問題：核心領導對下掌握了絕大部分權力，對上則承擔了絕大部分責任。這使得一級政府的財政收入和支出缺乏監督和約束，即使違反了財政預算方面的法律，也缺少相應的制裁。
在操作層次上的問題，人們往往建議通過強化行政監督、集中財力、集中項目審批權等方式加以解決。但如果在集體層次上思考，這些解決方法卻往往進一步加劇了集體層次上的權力不對稱所導致的問題。其結果就是，表層的問題解決了，但深層的問題沒解決，一旦解決問題的意愿放松，或者相應的行政成本難以持續支付，深層的問題馬上就會暴露出來。所以，應該強調在操作層次上來針對性地解決問題，更需要強調在制度層次上來解決集體層次上的問題：第一，理清上下級關系。上級的政績考核，只限于上級的事務；上級的任務，需要有適當的財政保障；各級政府的財權和事權應對稱。在上級考核的基礎上，重點考核各級政府的地方公共服務的績效，尤其是考核公民對地方官員的滿意度。第二，改變行政權主導財政收入和支出的狀況，明確違反預算法的政治責任和法律責任，發揮人大和司法機關的監督作用，從而真正建立公共財政機制，在制度上杜絕地方政府借債運作的漏洞。
當然，這些制度上的變革，一定要把相關的政治責任、法律責任，乃至道義上的責任落實到特定的官員身上。這樣，一旦官員沒履行政治責任，人大就可以啟動程序予以彈劾；一旦官員沒有履行相應的法律責任，檢察院就可以啟動司法程序，對其進行瀆職調查。做到了這些，類似在陶樂縣出現的現象，就可能會得到有效避免。
□本報特約評論員毛壽龍(中國人民大學教授)
更多精彩評論，更多傳媒視點，更多傳媒人風采，盡在新浪財經新評談頻道，歡迎訪問新浪財經新評談頻道。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