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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劉洪波
我所在的城市正在割除“城市毒瘤”——解決城中村問題。城中村就是居于鬧市中的農村，農村會在鬧市區里，這乃是中國特色的城鄉二元結構的產物。這些，我想只要不是外國人，都很清楚。但城中村何以被叫做“城市毒瘤”，這我就不明白了。
上網查了一下，發現把城中村叫“城市毒瘤”的，不止我所在的這座城市，發話者的身份也繁雜得很，有市委書記、市長、大學校長、人大代表、時評家等等，可見把城中村叫“城市毒瘤”還算是一種共識。只是“共識”的隊伍里不包括城中村的主人。雖說城中村使得城市觀瞻大受影響，以受害最深最劇而論，還是要數身在其中的村民，但有一次我在一個城中村采訪，發現村民都對“城市毒瘤”的說法憤憤不平。
無論是不是“毒瘤”，城中村是要改造了，而且一些地方已經改造完畢，城中村的居民要融入城市，這總是沒有疑問的。然而，我不能確定，那些居于都市卻被當成鄉村來治理的地方消失了，城中村也就沒有了。我們眼里所見的城中村，不過是有形的城中村而已，而無形的城中村比有形的城中村更加經常地顯現著，但它并不被視為一個問題。
中國的每一座城市，都有著為數眾多的“外來人口”。這個奧妙無窮的稱呼，不能從字面的意思來理解。例如一個投資家，哪怕外的程度到了國家級，都不是外來人口，他們另有稱呼叫“外商”，受人尊崇；一個擁有城市戶籍的外地人，也不在一般人所談論的“外來人口”之中。外來人口，一般意義上單指從城市之外的地方，也就是農村來到城市的人。以城市劃分內外，這一點我們可以說達到了“世界城市大團結”的水平。
外來人口進入了城市，但基本不能叫融入城市。我認識很多從鄉下來到城市的“外來人員”，雖然身在城市，但他們與城市其實處于隔絕狀態。他們有自己的交往人群，這些人多半與他們有老鄉關系，來自同一個地方的人構建了一個個社會交往區。他們有特定的職業屬性，是臟活累活沒面子活的承擔者。他們有自己的生活方式，除了燒柴改成燒煤或用氣，基本保持著原有的生活習慣。他們在城市里保持著鄉村生活狀態，空閑時間不會上商場打轉轉，不會到酒吧里泡。他們與城市的聯系，限于最低程度的生活必需品購買，以及他們在職業中不得不與城市人所打的交道。他們構成了城市中的獨立系統，形成了一個“亞城市”。他們的子女所上的學校，是同屬外來人口所辦的簡易學校；他們購買生活必需品的地方，而另一些外來人口開辦的雜貨店，這些雜貨店傾向于銷售與“外來人口”這個特質相應的貨品——“三無食品”、劣質調料、低價位香煙等等。
對于大多數外來人口，他們從鄉村移居城市，完成的不過是一個地域轉移，而生活圈子和生活品質的改變基本無從說起，他們從一個地區性的生活底層，轉移到一個社會性的生活底層。底層、封閉、隔離，成為他們不知是出于自主還是被迫的選擇。另一方面，當我們談論城市發展的時候，我們不會把這些舉目可見的外來人口當做城市里的一個問題；我們談論的城市發展，是否以人為本的標準，區別在于是否以城市市民為本，不會把外來人口計算在內。除了談論治安不良、環境不優時，一些人感覺到外來人口造成了不便，外來人口的存在不會被視為一個社會整合問題。
這是無形的城中村。可怕的是每一個城市幾乎都沒有看到這個村落的存在，更不會意識到這種城中村的存在將對城市社會構成怎樣的影響。人們已經從心理上習慣了“你是外來人口，我是城市人口”的劃分，所以無形的城中村就似乎要永遠無形地存在下去，社會分離與隔絕就在我們身邊，而我們茫然無知，不知道這“各行其便，相安無事”的狀態會持續到何時，又是否會孕育什么風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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