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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一個黃金周到了。旅游、交通、商業、公安等部門已經動員起來，迎接消費高峰期的到來；廣大民眾，尤其是城市居民，也在籌劃如何度過這一周。
屈指算來，黃金周概念已經形成6年了。1999年9月，政府將春節、“五一”、“十一”三個假日的休息時間延長為七天，當初的主要意圖是擴大內需、刺激消費。不過，對于是否真的存在所謂的“假日經濟”、每年三個黃金周對于經濟增長、尤其是對經濟學界和政
府所追求的GDP增長率，究竟有多大貢獻，或者是否確有貢獻，人們一直存有疑惑和爭議。
以一般商品和服務的消費而言，根據常理，黃金周似乎并不能增長年度內的GDP總量，而只是將平日的消費集中到黃金周及其前后半個月內。畢竟，人們的收入是既定的，用于消費的資金也是相對固定的。黃金周不大可能有力地改變人們在一般商品和服務方面的消費安排。
當然，黃金周為國內中遠程旅游的發展創造了有利條件，這一點是毫無疑問的。可以說，假日經濟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旅游經濟。但是，旅游業在GDP中所占的比重相當有限，所以，對GDP的拉動作用也是很有限的。
而且，這種拉動作用還可能被放假所導致的生產活動的收縮而抵消。黃金周期間，很多人停止工作。這樣，在GDP的三大構成因素——消費、投資和出口中，消費可能確實有所增加，但投資或出口卻有可能受到負面影響。
綜合這些因素，可以說，從經濟學角度看，黃金周對經濟是否具有拉動作用，是一個很難予以邏輯地和經驗地證明的命題。其實，我們可以反過來設想一下：如果多放幾天假就能夠刺激消費、擴大內需，從而促進經濟增長，那么，各國政府似乎都有理由再多放些假。但似乎并沒有哪國政府這樣做。
當然，政府的決策經常會產生其“非意圖的后果”，黃金周也許對GDP增長率沒有太大影響，但它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人們的生活觀念和生活方式，而且基本上可以斷言，這樣的影響是良性的。
在上世紀90年代之前，不管是政府的宣傳，還是人們的潛意識，都把工作、勞動視為生命中最重要的事情。放在大歷史中考察，這樣的生活觀念和生活方式其實是有點反常的。中西古典學者都曾正確地指出，文明、文化形成于閑暇中。人生的樂趣和生命的意義，也須于閑暇之中追尋。因此，在傳統社會中，形成了豐富多彩的節日。這樣的節日賦予了單調的生活以豐滿的意義，節日適當地排場和奢華，也使人們覺得，一年辛苦的勞動是值得的。喜兒的紅頭繩就以一種最極端的形式證明了，即使是最貧窮的人們，也盼望著節日，也能夠從節日中享受生命之美。
上個世紀中期以來的城市生活則使傳統節日歸于消亡，工業化世界中的人們變成上班機器。上世紀80年代農村土地制度改革把農民從沉重的勞動中解放出來，使他們有了更多的閑暇，勞動不再是一種半強制性的義務。而城市的人們的生活形態卻并沒有多大變化。人們可能還記得，上世紀80年代，有一本叫做《八小時以外》的雜志，非常暢銷，那標志著一種正確的生活意識的覺醒。雙休日則是對上述反常的生活觀念和生活方式的第一次沖擊，黃金周是一次更大的沖擊。
可以說，政府為了擴大內需而推出黃金周制度，歪打正著，滿足了人們渴望閑暇、渴望豐富自己的生活的愿望。原來的意識形態在不知不覺中被改變了。人不是工作機器，相反，工作只是為了更好地生活。只有在閑暇時光，人們才能夠自由地安排自己的生活。在休閑活動中，人們的個性能夠得到更充分的張揚。
黃金周把人們內心中這種追求個性、追求生活意義的沖動釋放出來。因此，第一、第二個黃金周，所有的休閑娛樂旅游場所，都人潮涌動，人們盡情地享受假日的狂歡，瘋狂地購物、旅游。
到了今天，盡管對于全國人民集中休假的模式導致的擁擠和混亂，很多人都抱怨連連，但黃金周長假已經成為一種新民俗。人們早早地籌劃著如何安排每年的三個黃金周。事實上，在城市，尤其是在年輕人中，三個黃金周已經成為生活中最為重要的事件。可以斷言，未來不少家庭的美好記憶，都會跟黃金周聯系在一起。
黃金周概念能夠產生這樣的效果，就已經值得肯定了。能夠讓人們作出周密安排的長假，給人們的生活帶來了工作、勞動所無法享受到的樂趣。這種心理上的滿足感，可能比GDP增長本身更重要。從這個角度看，假如政府能夠將清明節、中秋節這類傳統節日規定為法定假日，則更可有助于社會的精神重建和文明復興，其意義也不是GDP增長所可比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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