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隆的困境與中國民營企業的市場化發展之路

　　德隆的困境與中國民營企業的市場化發展之路--讀向宏《尋找中國大型民企理性繁榮的大智慧》

　　德隆的興衰一直受到媒體、學界和公眾的廣泛關注，這大概不是偶然的。德隆的個性和特色使得它不同于普通的民營企業。無論成功還是失敗，德隆都會在一定程度上影響正在興起的中國民營企業進一步發展的取向。在這個意義上，我非常贊同德隆國際董事局向宏 主席的看法，我們需要對德隆做比較全面的理性的反思，而不是簡單的批判或同情。當然，外人----尤其我自己----對德隆的了解是非常有限的。“沒有一個公眾信息的有效披露”，也應該說是德隆的特點之一。盡管新聞媒體和為數不多的學者在有限的活動空間內已經向社會提供了不少信息，但全面理性地反思德隆，首先還要靠掌握著信息的德隆企業家們自己。在這方面，向主席的這篇《尋找中國大型民企理性繁榮的大智慧》(以下稱《大智慧》)的文章是一個很好的開端。他身為德隆管理層核心成員，而從中國民營企業長期發展的角度出發反思德隆，其社會責任感令人贊賞。

　　《大智慧》一文提出了一系列關系民營企業發展的重要問題。其中之一是究竟如何看德隆所采取的這種商業模式。這個問題之所以重要，首先不在于如何評價德隆的企業家們的功過是非，而在于許多民營企業多多少少都在采用類似的商業模式。我的理解，《大智慧》的觀點是，德隆的危機基本上是一次由短融長投的融資模式加上債權人信心倒塌而導致的流動性危機，德隆的戰略和商業模式本身是理性的、成熟的、超前的，是國際智力的結晶。我希望能看到向主席或其他德隆管理層人士以后能進一步分析和展示德隆商業模式的價值所在。

　　從一般道理上來說，一個商業模式或一個企業的價值其實很簡單，就看它給社會創造的財富是大于還是小于它所消耗的社會財富，也就是西方人常說的是在創造價值還是在毀滅價值。在一個比較健全的市場價格體系中，這具體表現為企業總收益在扣除各項非資本性成本之后的盈余或現金流量，能否覆蓋資本的成本(包括股權資本的機會成本)而有余，即有沒有正的經濟增加值(EVA)。EVA的正負和大小標志著一個企業能夠給投資者提供什么樣的回報，因而是投資者信心的根本基礎。當然，資本市場天生是不完善的，企業家、創業者“懷才不遇”，所講的故事不能為投資者所理解和信服，也是常有的事情。但具體到德隆，是不是真的如《大智慧》所說的，故事講出來大家也搞不明白，恐怕是個問題。至少，德隆所面對的這些銀行、上市公司應該不至于完全搞不明白、任憑媒體擺布吧？

　　如果一個企業確實是懷才不遇，無法說服任何外部投資者，通常的路徑就是靠內源融資“滾雪球”式地穩步成長，這似乎不僅僅是書生之見，也是眾多成功的中國民營企業所走過的道路。德隆選擇的是短融長投的驚險戰略。企業家天生就是要冒險的，因此驚險本身無可厚非。關鍵的問題是，如果由此導致的資金鏈斷裂僅僅是由于媒體炒作導致銀行信心倒塌，德隆應該能夠向投資者和市場展示其基本面的長期盈利潛力，通過與債權人和其他潛在投資者的合作而走上“雙贏”的市場化重組道路。“市場化的處理”似乎也是《大智慧》很強調的主張。

　　但令人不安的是，《大智慧》說到最后，落腳到了一個相當非市場化的出路，就是官商聯姻。這是《大智慧》提出的關系中國民營企業發展方向的第二個重要問題。官商聯姻，于官于商都有好處，雙方都既有積極性，又有足夠的實力，真正為此付出成本的社會力量在博弈中往往處于相對弱勢。因此，政府和私營部門之間的關系失范，是很多發展中國家和轉軌國家深陷其中不能自撥的陷阱。搞到最后，真正能從中獲得好處的其實只是民營企業中的極少數，大多數民營企業會因惡劣的經營環境難以發展。在有的國家，從統計上就可以清楚地看到一種“中空式”的結構：一邊是政府扶持的幾個大財團壟斷著整個經濟的很大比例，另一邊是為數眾多的微型和小型企業支持著就業。這些企業在政府和財團操縱的市場上難以長大，只能勉強維持生存，由此而造成了“中空”。在我國目前的條件下，民營企業發展確實面臨來自政府的很多不必要的障礙。雖然如此，我還是主張民營企業家們考慮吳敬璉教授的忠告：“結交官府不是企業家立業之本”。

　　由政府出面，選擇少數幾家大型民營企業，給它們“特別政策、特別資源”，在短時間內把它們打造成有國際競爭力的特大型跨國公司，這是一個相當有吸引力的故事。其實，這樣的故事政府對自己的國有企業已經講了起碼二十年，現在還在繼續講。特別政策、特別資源，說到底無非是政府請客老百姓買單。今天在銀行和資產管理公司賬面上等待全國人民買單的以萬億計的資產損失，很大一部分其實就是各級政府這樣“打造”出來的。無論是理論還是國際經驗，都難以證明這樣的戰略可以打造出國際競爭力。翻開我們自己過去二十多年的歷史，政府曾經無數次地選擇確定五花八門的“定點生產基地”、“重點企業”，給予特殊政策支持，最后還不起銀行貸款，還要再給“債轉股”。而最后真正在市場競爭中立起來的優秀企業，很多都是那些“從石頭縫里蹦出來的”無名之輩。其中的道理其實很簡單，政府扶持只能把企業做大，能不能做強完全是另外一回事情。世界市場放眼望去，我們很容易看到那些強大的跨國公司“因大而強“，卻不大容易注意到它們的“因強而大”。如果真的是做大就有國際競爭力，那事情會非常簡單。我們當年的計劃經濟，按照它的創始人的設計，本來就是“一個社會，一個工廠”。中國雖然落后了一些，也把整個國有經濟搞成了一個大公司。今天再回到那個模式，我們這個巨型公司“進入世界500強”當然不會有什么問題。

　　如果問題的關鍵是如何做強，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企業是國民經濟的細胞。企業之強，在于其創造經濟增加值的能力。只有大多數細胞都在創造經濟增加值，整個經濟才能增長和強大。因此，政府要做的最重要的事情，不是去特別扶持幾個自己選定的企業，而是為所有企業創造公平競爭的良好的投資環境，讓市場機制去落實“優勝劣汰”的原則。而政府選定幾個大企業給以特別扶持的做法，恰好是反其道而行之。特別扶持一些企業，等于是歧視和壓抑它們的競爭對手，因此其實際后果是破壞公平競爭的投資環境。這種做法的基礎是一個頗為自負的假定：政府比市場更知道哪個企業最有發展潛力、哪個項目最可能成功。如果真是這樣，我們還改革什么呢？

　　如果政府真要扶持什么企業，首先應該扶持的是中小企業。中小企業因其規模小，在融資、信息等方面難以和大企業處于平等競爭的地位，因此需要政府的適當扶持以恢復公平競爭的態勢。全世界的政府差不多都扶持中小企業。但即使是對中小企業的扶持，成功的關鍵也在于創造公平競爭的環境，而不在于選幾個企業給予特殊政策和特殊資源。一些高度干預性的扶持措施，例如政府出資設立擔保公司搞中小企業信貸擔保，其效果究竟如何也仍然是一個問題。更為有效的扶持措施是消除那些針對和歧視中小企業的政府干預，比如繁瑣苛刻的注冊登記程序，給執法人員很大自由度的監管和稅收規則，以及給予大企業的稅收和其他方面的種種政策優惠。

　　(作者為高級企業重組專家，供職于世界銀行)

　　(文/《環球企業家》□ 張春霖|文 出自：2004年9月 總第10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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