階層聚變下的中國商業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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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不容忽視的問題是，我們的社會到底在發生著哪些變化？社會各個階層的流動與變化到底對商業有著怎樣的影響？這個看似枯燥無味的話題也許將決定無數人未來幾十年的命運。

　　文/朱峰

　　2004年7月底，中國社科院繼《當代中國社會階層研究報告》之后，又一重量級研究成果面世，即《當代中國社會流動》。

　　在《當代中國社會階層研究報告》明確提出了中國十大社會階層后，這份報告進一步調查研究了“我們從何處來”——各個階層如何形成，和“我們將往何處去” ——各個階層將如何演變流動。

　　《當代中國社會流動》的主編陸學藝認為，目前中國的人均GDP剛好超過1000美元，這一階段是各國公認的一個發展關口。從1000美元起，整個國家的經濟結構、社會結構都將處于巨大的變化之中，走得好社會將向更為發達的階段上升，走得不好，就有收入差距拉大、環境惡化、失業增加、社會動蕩的風險。

　　因此，在這個“中國社會醞釀結構巨變”的當口，我們有必要深入了解當下社會正在發生什么，我們能做什么，我們將往何處去。

　　“我們從哪里來”

　　人們常常會問這樣一個問題，你原來是干什么的？

　　這個問題的潛在意思是你的背景是什么，你的出身是什么？而不同的背景和出身也許就決定了不同的前途。

　　那么現在的我們從何而來，目前的優勢階層到底是如何形成的呢？

　　這不得不從中國的5次社會流動談起。

　　研究表明，中國社會自1949年建國以來，經歷了5次大的社會流動，它或多或少都影響了現在社會的階層結構。

　　第一次是1949年～1956年，這是中國社會階級階層關系重塑的一個時期，也是第一次制度變革時期。

　　第二次是1957年～1965年，經過一系列的政治經濟運動和國民經濟管理體制調整變化，中國最終形成了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以及城鄉二元社會體制。在此基礎上，中國城鄉居民不僅有了階級身份，還有了戶籍身份、勞動人事檔案身份和工作單位所有制身份。

　　在二元戶籍身份制度的強制約束下，兩大身份(農民和市民)群體之間的相對流動非常困難。比如農民除了通過上學、參軍和城市招工等極為有限的機會，很難流動到城市。

　　第三次是1966年～1977年，由于文革的影響，這個時期社會流動處于失序狀態。

　　第四次是1978年～1991年。從1978年起，中國社會進入第二次制度創新階段，開始體制改革，逐步引進市場機制。而制度創新最終對社會分化和社會流動產生了重大影響：原有的階級階層出現了大規模分化，新的社會階層逐漸形成。

　　其中比較引人注目的是以下幾個方面，一是農村經濟體制改革，二是教育制度改革，三是中國工業化模式轉型引發社會流動的活躍。這個時期比較有名的詞是“萬元戶”和“民工潮”。

　　另外還有一個值得關注的潮流是私營企業主的出現。在這個期間，由于1988年《憲法修正案》獲得通過，私營企業主由此獲得合法地位。由此開始，繼政治精英和依附于政治精英的文化精英之外，一群相對獨立的經濟精英逐漸崛起。他們的出現對中國社會影響很大。

　　第五次是1992年至今。以鄧小平南巡講話為標志，中國改革開放的主題被正式確認為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

　　由此，社會分化愈見深刻。在各種因素的影響下，社會各階層的職業地位(權力、收入和聲望等)發生了不同程度的升降變化，其結果是一種由10個社會階層組成的新階層結構開始形成，而不同階層所處的等級位序也初步被確立起來。

　　那么對于中國商業而言，這個階段最大的變化是什么呢？是非公有制經濟的高速發展，新社會階層和群體地位迅速上升。

　　自1992年后，全國個體工商戶迅速發展，2001年達到了2571萬戶。私營企業投資人數到2002年達到了623萬人，比1992年增長了16.8倍。與此同時，外商投資企業的發展造就了一個外資企業中方經營管理人員和工程技術人員群體，也就是人們通常所說的白領。據不完全統計，這個群體有200多萬人。

　　“我們往何處去”

　　對于這個問題，《當代中國社會流動》提出了未來中國社會流動的三種可能趨勢：

　　第一，“橄欖形”。國家經濟社會持續發展，逐步形成公正合理開放的現代化社會階層結構，其結構形態將從現在的“洋蔥頭形”——即底層很大但中間階層發育不起來，演變為理想狀態，即兩頭小中間大的“橄欖形”。

　　第二，“洋蔥頭形”。受到制度、政策改革不及時等因素的制約，以及社會發展滯后于經濟增長的影響，成為不健康的社會階層結構，其結構形態可能繼續保持現在的“洋蔥頭形”。

　　第三，“蠟燭臺形”。由于制度、政策改革出現重大失誤，經濟社會發展嚴重不協調，公正、合理、開放的現代社會階層結構停止發育成長，從現在的“洋蔥頭形”退化為“蠟燭臺形”——最底層越發龐大，自底部往上就一路孱弱始終無法壯大，中間階層不大，頭也不大——的畸形社會形態，根本無法支撐現代化發展。

　　從目前看來，中國成為“橄欖形”社會的可能性較大。盡管各個階層之間的流動還存在很多障礙，但是這些障礙正在破除。一個比較明顯的信號就是，社會流動的規則已經由“先賦型規則”轉為“后致型規則”，社會流動渠道逐漸多元化，能力主義原則在社會經濟地位獲得上的作用日益明顯。

　　為了便于觀察，我們選擇了幾個社會優勢階層，觀察他們的流動情況。

　　第一個觀察的階層是國家與社會管理階層，他們位于社會流動鏈條中的最高端，他們掌握著較多的組織資源，具有較強的代際繼承性。一個比較明顯的特征是“干部子女成為干部的機會，是非干部子女的2.1倍”。

　　相比較而言，父親職業是干部、企業管理人員和企業主的人，最有可能成為國家與社會的管理者，這些人的子女100人中，約有7個成為國家與社會管理者，專業技術人員和辦事員家庭出身的人，約有3個，小業主家庭約有2個，工人家庭的約有1個，農民家庭出身的人不到1個。

　　總體而言，這是一個多進少出的階層。據調查，最初職業是國家與社會管理者的人，絕大多數(59.1%)目前的職業仍是國家與社會管理者，有9.1%流向經理人員階層，27.3%流向辦事人員階層。還有一部分下了海。

　　第二個觀察的階層是經理人員階層。

　　研究表明，具有地位的經理人員階層主要是從本企業或者同行業企業人員中提拔起來的。其中，產業工人、商業服務業員工和農民向上流動的機會分別為21.1%、8.9%和17.8%。但一個有意思的現象是，經理人員從機關干部中調任的不多。盡管兩者的關系很緊密。

　　其中，改革開放前后，經理人員來源渠道變化很大。1980年前，有26.4%的經理人員最初是產業工人。1980年后，則變為16.2%。與此同時，農民直接進入經理階層的機率卻在上升，其中很大一部分是鄉鎮企業管理人員。

　　作為一個正在形成中的優勢階層，經理人員對較低社會階層的排斥性明顯弱于國家與社會管理者階層，它為商業服務業員工、產業工人和農業勞動者等較低社會階層留有一個直接進入上層社會的小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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