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志武：我們需要國營 還是需要“還產于民”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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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企不如國企？

　　過去兩年，郎咸平對在香港上市的國有企業和民營企業進行業績比較得出結論說，民企不如國企。這似乎與上面講的以及與其它國家民營化后的結果不同？是不是又是中國特色呢？

　　其實，這里存在嚴重的研究方法上的問題。第一，在香港上市的國企都已經過產權改制，像中移動、聯通、中石油、中海油、中石化等雖然是國家控股，但它們上市后有民間和海外持股，已經不是原來意義上的國有企業。因此，如果想回答“產權改革是否改進國企業績？”這樣的問題，一種方法是比較這些企業在產權改革之前和之后的業績變化，另一種方法是比較這些經產權改革過的與那些沒改過的“同類”國企在同期的業績差別。這樣做研究才能真正回答“產權改革是否應該”的問題，但郎教授并沒這樣做。

　　第二，在香港上市的國企和民企不僅屬于不同的行業，而且即使屬同一行業，那些國企享有各種融資特權、行業壟斷權以及方方面面的政府照顧，相比之下，那些民企就沒有這些特權。因此，香港上市的國企樣本和民企樣本沒有可比性，不能由此得出任何可信的關于“產權是否有關系”的結論，更不能幫助回答“產權改革是否值得”的問題。即使拿國內上市的國企與民企作這種橫向比較，其結果的可信度同樣低。

　　為什么不能拿沒有壟斷權(包括銀行貸款權)的民企與具有壟斷權的國企直接作業績比較呢？道理很簡單：有了壟斷權，即使產品差、效率低也沒關系，反正你可多收費。你民企做得再好，也很難趕上。因此，這兩類企業的業績差并不能說明國企更有效率。奇怪的是，香港上市的壟斷國企的業績比民企只高出一丁點，而沒高出更多。

　　既然國企的壟斷權可給國家帶來高收入，那又未嘗不可呢？表面看似乎如此，但實際上是老百姓在為國企的低效買單。比如，在國內我用中移動的神州行打國內電話每分鐘要6毛錢，我從美國的家里往國內打電話每分鐘才3毛多一點。為什么國內的電話費下不去呢？你愿意繼續為壟斷買單嗎？

　　在最近的《國企績效分析和職業經理人制度建立》一文中，郎咸平的表2和圖三正好進一步說明，產權改制后上市的國企終于能利用壟斷權與其它特權使其業績優于民企。這不正好支持產權改制嗎？他的數據也表明：國家在上市公司的持股比一旦超過40%，那么國有股比例越高，其業績越好。這恰恰證明：國有控股比例越高，企業的壟斷權與其它特權就越多，其業績當然會更好。

　　其實，不管是競爭性還是非競爭性行業，只要那個行業既有國企或國家持股的企業又有民企，那些國家持股的企業就會是“特權”企業，那些民企的日子就沒法過，這就是為什么那怕是在宋朝的“王安石變法”期間，政府一介入哪個行業，那個行業的民間商人很快就得關門大吉。按政治學的定義，國家是唯一可合法使用暴力的機構、是唯一可改變法律的機構、是唯一可增加各類審批權、準入權的機構，還再加上國家也壟斷金融，所以國家一旦持股某企業，那家企業的特權就有了。這也是為什么盡管海外基金經理知道民企管理得像“花自己的錢最心疼”，但還是愿意買中石油、中石化、中移動這些國企背景的股票。這也說明只要有“國有”股份，就不可能沒有“國營”。甚至是在有了“大政府”之后，即使沒有“國有”股份，也照樣可以有“國營”，原因是在那時候“說你不行就不行，行也不行”。

　　這就是說，只有“國退民進”才能讓中國的企業培養出最強的國際競爭力。除了當事人外，誰都會支持追究國有資產流失的責任。但，最重要的是保證國資轉讓過程的透明度、保證廣泛的競標權以及媒體的自由報道，以國家得到最好的價錢和盡量保證就業為目標。

　　(作者為耶魯大學金融基金學教授，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特聘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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