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志武：我們需要國營 還是需要“還產于民”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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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青島啤酒的業績和股價上漲不一定是由“有信托責任的職業經理人”造成的。更何況，正如前面講的阿炳的故事一樣，單個或幾個案例不能說明一般性的問題。

　　再者，郎咸平講到的“信托責任”就像我們講了幾十年的“要講道德”、“要有責任感”等等，還有要“天天講”、“月月講”的這個那個。做了50年，結果呢？并不是我們不向往“有信托責任的職業經理人”。問題是，“信托責任”不是靠道德式訓話建立的，而是要靠相配的市場競爭與制度逼出來的。中國50年的實踐證明，如果只靠道德要求，而沒有制度支持，甚至剛進去時的“職業經理人”到后來也會被國企改變成“非職業”的。蘇聯從1960年代也開始培養“職業經理人”、意大利的國有企業從二戰以后也采用“職業經理人”制度，但最后都被迫民營化，為什么呢？ 1960年代開始，蘇聯國有企業的經營效益越來越差，當時也試圖通過獎金激勵和職業經理人制度培養國有企業管理者的成本意識，但是其國有企業效益仍然每況愈下。20世紀80年代中國國有企也試過獎金制度，但結果卻是經理人只顧實現短期利益，這種激勵方式最終失敗。意大利的國有企業制度(如，IRI – Institute for Industrial Reconstruction, ENI – National Hydrocarbon Concern，等國有持股集團公司)可能與郎咸平講的最接近，他們的國有公司并非行政部門，行政干預較少，但是國有企業在意大利最終還是失敗了，從1985年開啟了私有化道路。

　　另外，郎咸平說不要給職業經理人以股權，但可以給他們以期權。這就怪了——在金融經濟學中，期權都被看成是股權性質的東西。給他們期權，如果他們行權的話，自然就成為了股東；而如果永遠不讓他們行權，那給他們期權有什么意義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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