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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3日《新京報》刊發《為郎咸平事件的負效應擔憂》，作者認為，看到一些學者聯名發表了“挺郎”聲明、幾名學者上書有關機構建議禁止管理層收購，因此對郎咸平事件的負效應感到擔憂，擔心這會將這場爭論的方向從“如何實現程序公正的產權改革”引向“要不要產權改革”上。
筆者認為，因此判斷“郎咸平事件”會帶來負效應，是“杞人之憂”。
雖然郎咸平的一些文章的邏輯可能不夠嚴密，但這并不影響他掀起這場“郎顧之爭”帶給民眾關注改革公正問題的積極意義。矯枉必須過正，正是郎咸平的或許有些偏激但火藥味十足、振聾發聵的文章，才以足夠的力度吸引了媒體、學者、專家、研究機構、主管部門和公眾關注這一問題。
公平和效率是上世紀九十年代以來理論界一直都在討論的問題，而改革過程中的國有資產流失和社會公正問題，也是很多學者一直在呼吁的。秦暉在九十年代初一直呼吁注意改革過程中的社會公正問題，吳敬璉告誡中國改革要防止權力與資本結合成為權貴資本主義等。但是，他們的文章都沒有郎咸平事件帶來這么大的沖擊力。
這些年，在改革過程中，在法規完善程度不夠、執法力度不夠的情況下，不可避免地會出現一些政府工作人員和企業內部控制人合謀，化公為私侵吞國有資產的現象。但郎咸平針對這一現象提出“國有勝于民營”，完全否認國有企業產權改革之必要的觀點，實在是值得商榷。因為“全民所有”的“國有”體制在實際運作過程中很容易形成“代理掌管者所有”的局面。“代理掌管者”同是具有私欲的“經濟人”，在利益最大化的本能驅使下，一旦有機會、或監管不嚴，他們就有尋租謀私的可能。
中國的改革經驗已經證明，部分國企的低效和缺少競爭力是不容置疑的事實，改革是惟一的、也是已被全社會認同的正確選擇。雖然改革的結果在很多人看來也許不是最優，但比較而言，次優選擇仍然是我們當前正確的選擇，而改革過程中出現一些枝節上的問題也屬正常。因此，擔心國家會由于一些反對者的上書就可能會改變改革方向，是低估了改革潮流的巨大力量。一些經濟學家上書國家領導人叫停國有企業產權的做法，雖然偏激，但政府和媒體允許不同的聲音發出，讓這些質疑國企改革的“經濟學家”合法存在，正是體現了國家正走向寬容、健康、成熟。
真理只會越辯越明。針對目前廣泛推進的國企改制中的一些問題，掀起一場民眾廣泛參與的討論，促進有關部門調整政策，敦促掌管改革過程的政府官員公開、透明、謹慎操作，從而彌補改革過程中的國資流失漏洞，筆者認為郎咸平的功莫大焉。
□文刀(北京職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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